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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07日 星期二 佔中強弩之末 徒惹中央反噬
附件（１）
2014年10月07日 星期二
評論
佔中強弩之末 徒惹中央反噬
由罷課到佔中到雨傘革命，筆者一直以來最擔憂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這裏不是指佔中等事件，而是人們服從模式的改變，繼而引發漣漪效應：
「木馬病毒」發作 邁無政府主義
現在佔領行動遍地開花，抗爭者否定一切權威，人民互鬥，終於應驗了「顏色革命天書」（《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中的警告：
「如果一個運動成功地改變了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它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無政府主義。如果社會的機構被摧毀，那麼社會服務、法律和秩序、禮儀等可能無法維持，除非回到當初引發民主鬥爭的同樣的專制統治。」
為甚麼明明是教人搞革命的書，竟然會給予這麼的一個「溫馨提示」呢？原因就是非暴力鬥爭及公民抗命所使用的辦法，從來都不是靠直接策反人民，而是透過動搖其服從性而間接產生效果的，因此筆者一直稱之為「木馬病毒」——外國勢力根本沒有必要直接利用或煽動一般港人，只需改變其服從模式便可，人們在認識和實行公民抗命的過程中，自然會被植入「木馬病毒」（或所謂的「覺醒」）。換言之，只要一採用該等理論便會有機會「中招」，這與抗爭者的訴求、對錯、正義與否並無直接關係，屬心理戰範疇，所以就連顏色革命的理論奠基者，也清楚這是個「潘朵拉的盒子」，稍一不慎便會失控。
現在由佔中變成雨傘革命（沒有了真正的發起人和領袖），爭取普選變成推倒政府，就是「木馬病毒」自我發動的表現。擋在它前面的一切，包括原本的領導者、意圖和訴求，均會被這股力量一併碾碎，直到它耗盡能量為止。
政府拖字訣 圖熬過政治危機
不過，這種「群龍無首」式的去中心化模式，其實並非甚麼新事物。多年前的阿爾蓋達組織（Al-Qaeda），早就因為拉登的領導地位被邊緣化，而轉變成一種所謂「無領袖聖戰」（Leaderless
Jihad）的遍地開花網絡模式，到現在伊斯蘭國（ISIL）也沿用這模式，繼續對抗西方。
而特區政府在施放催淚彈後見勢色不對，改打消耗戰、持久戰，明顯是較佳的應對辦法，有點毛澤東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味道，基本上是非暴力鬥爭理論這些西方理論所無法有效應對的，令抗爭頓時失去了着力點。長遠而言，抗爭一方有需要反過來主動尋求決戰，否則將可能無以為繼。
令學生和佔中領袖更為擔心的是，歷史上有不少政府靠拖字訣熬過政治危機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8年法國5月學運，在歷時近一個月的騷動中，即使全國罷工人數超過1,000萬人，整個法國陷於癱瘓，總統戴高樂依然不為所動，拒絕辭職，最後決定解散議會，並在之後的大選中獲得大勝，重新控制局勢，度過了危機。而領導示威的左翼則大敗，此後10多年一直處於弱勢。
和平佔領有局限 無止境消耗戰
至於港人比較熟悉的泰國2013至14年反政府示威，則更曠日持久，從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歷時長達7個月。如果不是泰國憲法法院發動司法政變，迫總理英拉下台，英拉還可以一直熬下去。事情後來的發展大家都清楚：泰國軍方發動政變，宣布終止憲法，軍方全面接管政府至今。值得留意的是，司法政變及軍事政變都不可能在香港發生，而泰國人雖跟港人同樣以和平溫和見稱，但「紅、黃衫軍」之間的街頭抗爭也持續了8年之久，這裏顯示出和平佔領行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廣泛社會動盪，以及它發展成無止境的消耗戰的可能性。
雖說現時佔領行動已沒有人領導，但我們仍可窺見其背後的「頭腦」，仍依循着一定的原則與底綫。首先，抗爭者集中議題在普選和特首，企圖使警察和公務員中立化，只孤立特首一人；第二，群眾刻意不佔領畢打街和交易所，似乎想避免引起財閥與中央的重大反應；第三，抗爭者也盡量不直接將矛頭指向中央，只諉過於特首，抑制中央反應之意十分明顯。由此可見，對於佔領行動的最終得益者來說，終極底綫是不能取消一國兩制，否則便無從保存勝果，一切皆輸。
殺雞錯用牛刀 三子虛耗精力
另一方面，佔中三子錯誤使用與香港情況及他們訴求不配合的非暴力鬥爭理論所產生的矛盾亦逐漸浮現。由於沒有了真正的發起人和領袖，現時抗爭者為了保住其基本盤，防止害群之馬從中壞事，已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精神與氣力。
此外，非暴力鬥爭理論中策反警察和軍隊的手段，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假如警隊真的被策反，亦只會惹來解放軍，這樣策反警察便完全失去了意義，如此一來，非暴力鬥爭理論中用以推翻政府的極重要一環已無從發揮。
在「一般」情況下，非暴力鬥爭通常以推翻政府、反對派上台執政作結，但除非香港獨立，否則頂多只會是中央再任命一個新特首，叫他另組新政府，其他一切依舊。加上港式非暴力鬥爭實在「太和平、太自發」，特區政府又轉用虛應的手法，反而令佔領行動日後被故意無視和邊緣化的機會大增。
客觀而言，佔領行動至今已越過了其攻勢頂點，而反佔中一方較早前之所以一直缺乏反應，只因他們暫時還未找到可以凝聚民意與力量的平台而已。加上年長的一代對非暴力鬥爭理論有一定的戒心與「免疫力」，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可謂緣木求魚。
事件國際化 中央更難容
抗爭者還須考慮的是，即使撇除佔領時間拖得太久，令公眾支持下滑這一點，目前香港的世代格局可能仍對反佔中一方稍為有利，如果抗爭一方以為事件得到全球廣泛報道和關注，而認為勝券在握及不斷提高叫價的話，最後可能會「一鋪清袋」——他們反而有必要注意事件的「國際化」，會令雙方更難談判，中央更難容忍，令抗爭一方更難收穫勝果。
港人亦不能排除，習近平必要時可以反過來利用香港的事態，激起內地的民族情緒，藉打壓香港來增加自己威信和支持度——俄羅斯總統普京就是非常擅於使用這伎倆的佼佼者。由於中央已把佔中定性為敵我矛盾，令出現這局面的機會大增，一旦出現這種事態，其效果可能與取消一國兩制不相伯仲。
撰文: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近來香港政治事件連連不斷，不僅是傳媒、輿論，就連「人心」、「人腦」也成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筆者就趁此機會研究一下西方有關心理戰、思想戰和信息戰等理論，看看能否看出點端倪來。
當我看到非暴力抗爭關於心理戰的章節時，幾乎以為自己在看預言書！書中所講述的非暴力抗爭伎倆，簡直就和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事情，如出一轍，令人不得不重新審視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背後的目的與操作。
複製顏色革命 網上有「教科書」
筆者所看的「書」，名為《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是由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所印製。該機構於1983年成立，目的是研究和宣傳用非暴力手段推進自由主義的民主過程。其創始人是資深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以倡導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聞名，被視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
《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可說是夏普的著作的濃縮版，經濃縮後已儼然是一本非暴力鬥爭的手冊。除了提供基礎理論之外，就連怎樣克服恐懼、寫參謀調查研究報告及作出戰略判斷，以至諮詢和培訓的方法均一應俱全，基本上「一本天書走天涯」也沒有問題。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將這本「天書」繙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並於網上供人免費下載，鼓勵全球各地有意顛覆現政權的人或組織「自己動手」（毋須美國親自介入），讓革命遍地開花。因此原則上只要有躍躍欲試的人，根據此書「照辦煮碗」的話，要在資訊發達、深層次矛盾浮現的香港複製「顏色革命」，並非不可能。
如果我們細看香港近年所出現的新政治趨勢，就不難發現書中的一些建議和指引，正被積極推行與實施：例如吸收學生與年輕人參加民主運動、針對警察並嘗試使其中立化、使用「關鍵性傳播者」，如宗教領袖、反對派政治領袖和教師等，以及把對民眾有不良影響的一切「事實」怪罪於政府等等。
非暴力公民抗命 為港埋炸彈
有人可能會指出，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爭取無篩選的普選，並沒有顛覆政府及更換政權的意思，但如《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就經常使用「結束暴政和給人民帶來和平和正義」和「使一個專制政府的權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這類型的話語，動機十分明顯，沒讀過的人還以為他們只不過是以和平的方式，來促進政治變革——非暴力鬥爭無非是代替武裝衝突的另一種手段，手段改變了，目的依然如一。
當中最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公民抗命這一環節。作為非暴力鬥爭之中極重要的一環，公民抗命的嚴重性不只是違法或不違法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公民抗命會改變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這對任何社會均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且不說香港法治得來不易），等於為社會日後埋下了一個巨型炸彈。
這對在背後鼓動的國家，當然是不痛不癢，甚至有助它日後的介入，即令如此，《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的作者還是不忘給其讀者一個「溫馨提示」：
宣傳這個武器是如此強而有力，始終存在着這樣的危險性，即如果使用不當，可能帶來巨大的間接損害。如果一個運動成功地改變了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它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無政府主義。如果社會的機構被摧毀，那麼社會服務、法律和秩序、禮儀等可能無法維持，除非回到當初引發民主鬥爭的同樣的專制統治。
打倒舊政權 新的反而更壞
連一向提倡開放社會的索羅斯（George Soros）也發現到，「封閉社會的解體不一定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而可能是持續解體，直到一個新的政體出現。這個新政體更類似倒台的政體，反而比較不像開放社會。」像俄羅斯（蘇聯）、埃及、伊拉克這些例子，實在多不勝數。
不過在非暴力抗爭中的「非暴力」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跟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反對派在非暴力抗爭中提倡「非暴力」其實是「講真」的，因為這個運動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通過非暴力戰略和戰術來實現其目標為前提的，而且非暴力戰略最突出的優點之一，是它的隊伍和領導完全不受年齡或性別的限制，男女老少皆可參與。
非暴力抗爭中的反對派正正就是期望遭到政府的暴力反應及其他制裁，這樣反對派便可以廣為宣傳這些行徑，以加強公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通過揭露政府的殘暴和質疑其合法性來削弱它。
同樣道理，反對派只要僅僅使用一次暴力，就可能給政府提供一個方便的理由去鎮壓他們，亦會削弱公眾對運動的信心和參與，因此《論》書作者將暴力列為首項對運動的「嚴重污染物」。
從《論》書對「污染物」的分析中，我們亦可側面看出在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中，存在着不少「污染物」，令它成功的機會大減：除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之外，「成員之間或之內的不團結，會使人們失去對該運動是否有能力實現政治改革的信賴和信心。信賴的喪失又會促使社會分裂化，進而助長一種無助和失敗主義的情緒。」
加上現時泛民或真普聯根本就是「一個不利於始終專注於戰略性非暴力鬥爭核心目標的組織結構」，就如《論》書作者所言，「就像在任何戰爭中一樣，由委員會作決策是不合適的。」
中央定性佔中 國家級政治戰爭
此外，「反對派不應當讓有外國人參加國內的政治鬥爭成為一項公眾的爭議問題」——這不是單憑指「外國勢力介入屬陳腔濫調」，就能解決得了的。最後，就是現時香港民主運動山頭眾多，難免會有政府/中央的綫人和內奸在內，「他們會試圖挑起暴力，鼓動運動內部的不和，並且使運動的重點偏離政府的弱點」，這樣整個運動便將功敗垂成。
大家試想想，整件事在中央眼中會是怎麼樣呢？連我也可以信手拈來的非暴力抗爭書籍，難道中央沒有研究過，不知道背後的企圖嗎？既然在香港推動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機會不大，那麼中央很自然會想到顛覆的目標未必是港府，而是內地。
再者，只要香港持續政治動盪，向中央擺出對抗姿態，便可影響台灣人的統一意向，足以一直拖住兩岸統一進程，延遲中國崛起，試問對美國來說，又怎會對這本小利大的策略不動心？
因此，中央與港人對事情和形勢的解讀的落差，是令雙方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即是中央一定會從和平演變、國家安全方面去想，而支持抗爭的港人則認為這是和平抗爭、與中央討價還價，以為中央的警告只是危言聳聽、借題發揮。
換言之，抗爭的港人認為這是一場試膽遊戲（chicken game），誰夠大膽便誰勝，而中央早就把事情定性為一場國家級的政治戰爭。由此看來，拉大中央與港人在形勢解讀上的落差，可能也是策略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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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
作者：Robert L. Helvey
出版：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撰文: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附件(2): 2014年08月06日 星期三
佔中激進領軍 中央請君入甕
撰文: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欄名:政改之爭
自6月10日中央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以來，香港政治形勢變化之快，簡直令人咋舌。
由6.22投票到「反佔中」簽名、7.1遊行到8.17和平普選大遊行，本來氣勢如虹的「佔中」運動及陣營，特別在黎智英獻金風波發生後，形勢即急轉直下，一下子變得一蹶不振，相反之前一直不太被看好的「反佔中」陣營，如今卻士氣大振，並開始反過來乘勝追擊。
在這場博弈中，「反佔中」陣營的進化速度及豐富資源，固然是左右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不提的是，中央及「反佔中」陣營所採取的行動，與中國傳統戰略思想暗合，對扭轉局勢起着關鍵性作用。
白皮書激化情緒 泛民輕舉妄動
不少港人，包括筆者在內，都認為中央公布白皮書是出手過重，白白為7.1遊行助威，但事後看來，白皮書作為開局的第一步，在策略上有其必要性。
正如孫子有云：「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白皮書出台實際上包含着「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四種行動——「策之」就是根據情況分析判斷，這是一切策謀的根本；「作之」則是測探敵人企圖，或激使敵人輕舉妄動，這可解釋為何白皮書出手要重，否則便失去「動敵」的意義。
所謂「形之」，是使敵人暴露其部署——白皮書出台讓中央與港府得以掌握支持「佔中」及「三軌方案」的市民數目及決心，要不然往後的判斷便無從談起。至於「角之」，是藉由與敵人較量，以試探其虛實——6.22投票後，「佔中」陣營已勢成騎虎，至少須以「預演佔中」來回應一下群眾訴求，但這樣一來，已足以讓中央知悉「佔中」的基本部署。
反佔中因勢利導 漸掌握主動
在了解「佔中」的虛實之後，中央已有相當把握進行下一步計劃了。
此外，一般人都認為相對於6.22投票和7.1遊行，「反佔中」簽名運動和8.17和平普選大遊行是「照辦煮碗」及「A貨」云云，但他們不了解的是這種做法背後的策略含義。對中國戰略而言，功效或效果從來都不是以「手段——目的」（means-end）這種西方主流的行動形式產生的，反之「因敵制勝」及「因勢利導」才是關鍵，兩者的重點皆為「因應」，務求排除所有不必要的計劃性和主體性——「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孫子兵法》）。
因此，即使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行動毫無原創性可言，但從中國戰略的角度來看，「如影隨形」反而是比較理想的形式——「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孫子》）——追求公認為是漂亮的勝利，早晚會被敵人找到破解方法，同時亦違背了「因敵」和「因勢」的原則。
情況就有如下象棋，後下的一方每一步都「死跟」先下一方的棋步，那麼先下的不久便會感到煩不勝煩。不過這還不是這策略的精髓，因為後下一方雖然表面上不斷跟隨和迎合，但逐漸地便能夠以內在的方式引導和操縱先下一方，所以主動性會漸漸由一方滑移到另一方，最後「潛勢」亦會翻轉過來，棋局會以敵人自動崩潰告終。
這種「功效自成」的方式不太需要行動者的主動努力，亦毋須透過「決戰」或任何特別事件來產生效果——「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孫子》），這策略無論是由周融還是張融來執行，其實沒有多大差別。
黎智英獻金風波 非轉勢之因
因此，隨着黎智英獻金風波爆發，令兩個陣營主客之勢逆轉，中央及「反佔中」陣營又一次以因勢利導，後發制人的方式，完全毋須經過決戰，便達到其目標。人們普遍認為黎智英和泛民被爆黑材料是這場博弈的轉捩點，但實際上中央的布局早就開始產生功效，而獻金風波只是「潛勢」翻轉的具體表現而已——是「果」而不是「因」。
如果泛民和「佔中」陣營繼續以「手段——目的」這模式，來作為其判斷和行動的基礎的話，那麼筆者幾乎可以斷言他們必敗無疑，因為一方面他們必然會錯誤解讀中央及「反佔中」陣營的行動，另一方面，中國戰略很大程度是針對「手段——目的」模式而設，但無奈西方和大部分港人就只懂得這一行動模式，這樣不被中央「尅死」才怪。
依照目前局勢來看，這場「佔中」與「反佔中」博弈正以長平之戰的模式發展。長平之戰乃我國戰國時代規模最大的野戰，秦國（中央）與趙國（泛民）對壘近3年，最後以秦軍勝，趙軍敗，趙軍被坑殺40萬人告終。
長平之戰與目前香港形勢有着不少相似之處。該戰役的緣起是秦國出兵攻打韓國，韓國因戰敗而把上黨郡獻給秦國，不過上黨郡守卻不願降秦，並「公然抗命」，將上黨獻給趙國，藉此利用趙國抗秦。
巧施反間計 讓學生代老將
趙國清楚接收上黨不僅會得罪秦國，而且上黨地理上易被孤立，趙國難以防守，情況就有如「無篩選普選」的原意是好，只不過這目標過大，不是泛民能夠守得住的，並且會挑動中央的神經。當時趙國宮廷對此也有一番討論，只是趙王與平原君皆貪圖上黨郡，毫不理會後果，我們可不能說他們不理性，只是單純的理性跟真正的戰略還差很遠。隨後趙王派平原君領軍前去受地，因而引來了秦國大軍的進攻。
趙王於是派廉頗領兵救援上黨，在初戰失利後，趙軍拒不出戰，暫時成功遏制住秦軍攻勢。這好比7.1遊行後，雙方僵持不下，但泛民仍可立於不敗之地。就在這時候，秦國用反間計，令早就不滿廉頗堅守不出的趙王誤信讒言，以年輕將領趙括（名將趙奢之子）代老將廉頗為將。至此讀者也知道這是成語「紙上談兵」的故事，趙括之母早在戰前已上書趙王，說趙括只懂紙上談兵，並請求如果趙括戰敗，自己可以免受株連。
讀者也應該猜到秦國反間計的作用，就有如黎智英獻金風波爆發，令一眾資深的泛民議員聲名掃地，「佔中」的主導權落入年輕學生領袖手中，效果就等於老將廉頗被撤換，代以紙上談兵的趙括。
本錢全押佔中 只怕一鋪清袋
趙括到達前綫後，立即改變原有軍事部署，準備主動出擊，企圖一戰殲滅秦軍，收復上黨。不過秦軍就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孫子》），早就嚴陣以待，並安排好伏兵，在決戰開始後切斷趙軍退路，結果長平之戰演變成一場由秦軍主導的包圍殲滅戰，趙軍全軍覆沒。
依筆者看來，中央似乎不介意剛取得「佔中」主導權的年輕學生領袖，孤注一擲地發動「佔中」，而早有準備的中央只消來個「甕中捉鱉」，便可收全功。
「佔中」人士亦須知道最終結果除了輸贏之外，還有和局（讓政改推倒重來），假如現在將本錢全押在「佔中」上面，無論是輸或和局也會「一鋪清袋」，就像剛結束的世界杯決賽一樣（法定時間0：0和局），莊家通殺。
附件三 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評論
公民抗命爭普選 恐變木馬屠城
近來香港政治事件連連不斷，不僅是傳媒、輿論，就連「人心」、「人腦」也成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筆者就趁此機會研究一下西方有關心理戰、思想戰和信息戰等理論，看看能否看出點端倪來。
當我看到非暴力抗爭關於心理戰的章節時，幾乎以為自己在看預言書！書中所講述的非暴力抗爭伎倆，簡直就和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事情，如出一轍，令人不得不重新審視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背後的目的與操作。
複製顏色革命 網上有「教科書」
筆者所看的「書」，名為《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是由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所印製。該機構於1983年成立，目的是研究和宣傳用非暴力手段推進自由主義的民主過程。其創始人是資深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以倡導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聞名，被視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
《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可說是夏普的著作的濃縮版，經濃縮後已儼然是一本非暴力鬥爭的手冊。除了提供基礎理論之外，就連怎樣克服恐懼、寫參謀調查研究報告及作出戰略判斷，以至諮詢和培訓的方法均一應俱全，基本上「一本天書走天涯」也沒有問題。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將這本「天書」繙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並於網上供人免費下載，鼓勵全球各地有意顛覆現政權的人或組織「自己動手」（毋須美國親自介入），讓革命遍地開花。因此原則上只要有躍躍欲試的人，根據此書「照辦煮碗」的話，要在資訊發達、深層次矛盾浮現的香港複製「顏色革命」，並非不可能。
如果我們細看香港近年所出現的新政治趨勢，就不難發現書中的一些建議和指引，正被積極推行與實施：例如吸收學生與年輕人參加民主運動、針對警察並嘗試使其中立化、使用「關鍵性傳播者」，如宗教領袖、反對派政治領袖和教師等，以及把對民眾有不良影響的一切「事實」怪罪於政府等等。
非暴力公民抗命 為港埋炸彈
有人可能會指出，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爭取無篩選的普選，並沒有顛覆政府及更換政權的意思，但如《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就經常使用「結束暴政和給人民帶來和平和正義」和「使一個專制政府的權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這類型的話語，動機十分明顯，沒讀過的人還以為他們只不過是以和平的方式，來促進政治變革——非暴力鬥爭無非是代替武裝衝突的另一種手段，手段改變了，目的依然如一。
當中最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公民抗命這一環節。作為非暴力鬥爭之中極重要的一環，公民抗命的嚴重性不只是違法或不違法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公民抗命會改變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這對任何社會均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且不說香港法治得來不易），等於為社會日後埋下了一個巨型炸彈。
這對在背後鼓動的國家，當然是不痛不癢，甚至有助它日後的介入，即令如此，《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的作者還是不忘給其讀者一個「溫馨提示」：
宣傳這個武器是如此強而有力，始終存在着這樣的危險性，即如果使用不當，可能帶來巨大的間接損害。如果一個運動成功地改變了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它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無政府主義。如果社會的機構被摧毀，那麼社會服務、法律和秩序、禮儀等可能無法維持，除非回到當初引發民主鬥爭的同樣的專制統治。
打倒舊政權 新的反而更壞
連一向提倡開放社會的索羅斯（George Soros）也發現到，「封閉社會的解體不一定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而可能是持續解體，直到一個新的政體出現。這個新政體更類似倒台的政體，反而比較不像開放社會。」像俄羅斯（蘇聯）、埃及、伊拉克這些例子，實在多不勝數。
不過在非暴力抗爭中的「非暴力」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跟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反對派在非暴力抗爭中提倡「非暴力」其實是「講真」的，因為這個運動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通過非暴力戰略和戰術來實現其目標為前提的，而且非暴力戰略最突出的優點之一，是它的隊伍和領導完全不受年齡或性別的限制，男女老少皆可參與。
非暴力抗爭中的反對派正正就是期望遭到政府的暴力反應及其他制裁，這樣反對派便可以廣為宣傳這些行徑，以加強公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通過揭露政府的殘暴和質疑其合法性來削弱它。
同樣道理，反對派只要僅僅使用一次暴力，就可能給政府提供一個方便的理由去鎮壓他們，亦會削弱公眾對運動的信心和參與，因此《論》書作者將暴力列為首項對運動的「嚴重污染物」。
從《論》書對「污染物」的分析中，我們亦可側面看出在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中，存在着不少「污染物」，令它成功的機會大減：除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之外，「成員之間或之內的不團結，會使人們失去對該運動是否有能力實現政治改革的信賴和信心。信賴的喪失又會促使社會分裂化，進而助長一種無助和失敗主義的情緒。」
加上現時泛民或真普聯根本就是「一個不利於始終專注於戰略性非暴力鬥爭核心目標的組織結構」，就如《論》書作者所言，「就像在任何戰爭中一樣，由委員會作決策是不合適的。」
中央定性佔中 國家級政治戰爭
此外，「反對派不應當讓有外國人參加國內的政治鬥爭成為一項公眾的爭議問題」——這不是單憑指「外國勢力介入屬陳腔濫調」，就能解決得了的。最後，就是現時香港民主運動山頭眾多，難免會有政府/中央的綫人和內奸在內，「他們會試圖挑起暴力，鼓動運動內部的不和，並且使運動的重點偏離政府的弱點」，這樣整個運動便將功敗垂成。
大家試想想，整件事在中央眼中會是怎麼樣呢？連我也可以信手拈來的非暴力抗爭書籍，難道中央沒有研究過，不知道背後的企圖嗎？既然在香港推動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機會不大，那麼中央很自然會想到顛覆的目標未必是港府，而是內地。
再者，只要香港持續政治動盪，向中央擺出對抗姿態，便可影響台灣人的統一意向，足以一直拖住兩岸統一進程，延遲中國崛起，試問對美國來說，又怎會對這本小利大的策略不動心？
因此，中央與港人對事情和形勢的解讀的落差，是令雙方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即是中央一定會從和平演變、國家安全方面去想，而支持抗爭的港人則認為這是和平抗爭、與中央討價還價，以為中央的警告只是危言聳聽、借題發揮。
換言之，抗爭的港人認為這是一場試膽遊戲（chicken game），誰夠大膽便誰勝，而中央早就把事情定性為一場國家級的政治戰爭。由此看來，拉大中央與港人在形勢解讀上的落差，可能也是策略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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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
作者：Robert L. Helvey
出版：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撰文: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