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特區的信（３４３）－放下，才能從新出發

此信頗長，上半部是三天前hk01名為［再為「攬炒論」解毒］一文，跟着是７年前一篇的「給特區的信（７９）－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連結：https://jet2468.blogspot.com/2013/06/64.html

再為「攬炒論」解毒

撰文：hk01評論編輯室2019-10-29 21:00 最後更新日期：2019-10-29 22:44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1828/%E5%86%8D%E7%82%BA-%E6%94%AC%E7%82%92%E8%AB%96-%E8%A7%A3%E6%AF%92

從6月至今，反修例風波持續了逾20個星期，「香港何去何從」成為社會上下共同面對的艱難命題。對於政府，多數市民的訴求也許仍是一致的，要求管治團隊去蕪存菁、勵精圖治，切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不過，隨着示威行動多次轉焦，如今仍活躍於街頭之抗爭者的目標，也已明顯偏離了百萬計市民最初上街遊行的「初心」，但持續失控的街頭暴力似乎受到許多人的「包容」。這是否說明運動早期冒出的「攬炒論」仍有市場？

在8、9月之間，「攬炒論」與示威暴力程度有着正向關向，暴力愈發升級，「攬炒論」愈是躍然於紙上，矛頭直指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攬炒鼓吹者「相信」，他們可以香港的經濟價值作要脅，逼迫中央政府屈服，縱使這個算盤落空，引來解放軍鎮壓，也只是拖累中共政權，而他們自己則本來就「冇嘢可以再輸」。只是，即便踏入10月以來街頭暴力破壞急劇惡化，極端示威者甚至明目張膽針對被指有「中資」色彩的商舖打砸縱火，他們預想中的「解放軍屠城」還是沒有出現，「攬炒」走到了瓶頸。

由「支爆」說起

「01觀點」早已指出，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絕非無可取代，「攬炒論」只是癡人說夢，既是自我扼殺「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獨特空間，也是立足於對中央政府的偏見，源自長期以教條心態僵化地看待中國的變化。

追本溯源，曾經盛極一時的「支爆論」可謂「攬炒論」的濫觴。「支爆論」認為，中國經濟將會崩潰，然後會產生骨牌效應演變成政治動盪，最終甚至令中共政府垮台。逢年過節，總會有「支爆」言論冒出，但客觀現實是這種「預言」年復一年落空，淪為笑柄。然而，對於香港不少年輕的激進示威者而言，「支爆論」似乎為他們提供了想像空間，令他們相信「勇武」總有一天可以衝出個「未來」。故此，「支爆論」轉生到「攬炒論」上：中國經濟依賴香港支撐，內地至今尚未爆破全因香港；只要搞亂香港，內地就會步上「支爆論」所陳述的路上去。

從這個角度看，要破除當下社會上彌漫的暴力迷思，便需要為「攬炒」和「支爆」論解毒，而如果我們追尋「攬炒論」的興起，不難發現不少香港人，以至於外國的觀察者對中共的理解，還是停留於三十年前的「六四」運動時期。

「六四」與「反修例」

雖然反修例示威者之間甚少直接提出香港與「六四」作比較，但毋庸諱言，之所以持續有輿論鼓吹中央出動軍隊武力鎮壓香港示威，正是出自於「六四」這個「前科」。事實上，不少外媒的評論便露骨地以八九民運對比今日香港情況。可以說，用「六四」這個歷史教訓來理解中央處理反修例示威的對策及「攬炒論」的自欺欺人，並非捕風捉影的「打稻草人」問題。

就社會背景而言，反修例示威與八九民運確實有相似之處。首先，兩者都是社會深層次矛盾未能有效地透過結構轉型消解，以致民怨持續累積，最終由一個觸發點引燃燎原之火。「深層次結構矛盾」已成為理解香港示威浪潮的關鍵詞，而八九民運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官僚腐敗、社會不公，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產生的嚴重民生問題等等，使得民間怨聲載道，對未來充滿焦慮。

其次，兩者都在中西方價值觀衝突下發酵。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逾百年間受西方文化與價值觀薰陶，回歸逾二十年後的今天，它們仍深深影響着香港社會，使人們對香港的現實政治身份產生「水土不服」症狀。「六四」所反映的價值觀衝突則是中國打開國門後，西方價值與文化一擁而入，學者和青年爭相希望仿傚西方模式推動中國發展，在冷戰氛圍籠罩下，這股思潮與中共嚴防和平演變的危機意識構成不可調和的對立。

再從運動的構成來看，反修例與「六四」都包含複雜的政治訴求。「六四」最主要訴求是反官倒與反腐敗，出發點是革除社會積弊，這說明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愛國運動，但與此同時，「六四」也涉及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鬥爭，以及「打砸搶燒」等違法活動。區分運動中這些不同成份有其必要性——學生等參與者的愛國行為無可非議，當局必須為此作出平反，香港社會多年來對此的堅持也毋容置疑。

反修例運動也該作類似區分，如今在周日成為「常態」的暴力破壞必須受嚴厲譴責，但制止嚴重違法行為並不等於否定運動本身的意義。撇除暴力問題，反修例運動涉及的政治問題恐怕比「六四」更複雜，箇中關鍵正是社會上對香港的政治身份有兩種不同論述，一種由現實的憲制秩序拘束，明確規定了香港「是」什麼；另一種基於既有價值觀而形成，反映了許多港人想要守護的香港獨特性，但當所追求的香港身份脫離了現實，就只會淪為想像。兩者之間的落差長期未受正視，卻在「反送中」這個充滿誤導的政治文宣口號下表露無遺，並呈現出「六四」所未見的分離主義色彩。

中共並非一成不變

客觀而言，香港這場社會動盪的持續時間比「六四」更久，性質也更為複雜，對中共構成的挑戰甚至也更大。然而，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什麼北京並未如「攬炒派」所願，出動解放軍鎮壓呢？一些吹奏「攬炒」的網民戲言，解放軍「唔夠膽，全球最廢」。明白人對這種解嘲式言論當然一笑置之，可是其中流露的無知卻值得深思。

有人認為中央至今不出手，是因為懼怕外國壓力或是擔心此舉會毀掉香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無可否認，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對中央形成一定的壓力，但卻難以理解成關鍵原因。以中共長久的行為模式而言，政治穩定絕對在一切問題之上。如果香港問題果真對中央政府構成政治威脅，再大的經濟重要性也不可能凌駕之。「攬炒派」經常強調香港對內地無可取代，更是誇張其辭，至於論及國外壓力，北京面對美國挑起起貿易戰也不屈服，難道香港問題比貿易戰更威脅中國嗎？

「六四」悲劇發生後，時任中國總理李鵬說過一句備受非議的話：「我們沒有經驗」。血腥鎮壓的責任絕不能用任何理由搪塞推卸，但就危機處理而言，確實需要經驗，而當我們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處理社會動盪的做法，也無法否認它是一個很懂得汲取經驗教訓的政權，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克制，與其說是「不敢」，毋寧說是「不為」。結合北京自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不斷強調，希望問題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盡量由香港社會自行解決，可見中央根本不欲越過雷池，破壞「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框架。

那麼，對「解放軍屠城」的想像，以及這種想像的落空，某程度上反映了不少人對於中共的理解在三十年間完全沒有更新——中國永遠定格在數十年前那個落後、腐敗、不文明的畫面，只是「碰巧」經濟起飛，變得富有而已。不願意理解或承認中國在改變，很可能正是這種認知落差的成因，而它帶來的後果則是以「零和」心態看到央港關係，把香港的福祉置於中國整體發展的對立面。

我們從不認為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處於「你輸我贏」的博弈之中，香港發揮「一國兩制」賦予的自主權力，也絕非與兩地經濟融合的大趨勢構成衝突對立。回顧這段時間的社會情緒，香港亟需破除「攬炒」論調所反映的迷思，正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本地經典歌詞「變幻原是永恆」所言，世界在變，中央也在變，而香港人要問自己，是不是只有我們畏惧變化？

下半部：給特區的信（７９）－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

轉發自2012-06-03朱泙漫的貼文：朱泙漫，生於春秋時代。《莊子—列禦寇》作傳曰：「朱泙漫

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2/06/64.html     一篇具獨特見解的學術分析文章（文中多幀圖片，可點擊連結查看）：

「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可是我拿它也沒有辦法，現在誰拿它也沒有辦法，列寧也沒辦法，總歸還得有。」 - 毛澤東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開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由明、清訖至國力日漸衰敗的民國初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原來「世界工廠」此美譽不僅指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遠至宋元之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Made in China  的貨物遠銷歐、美、中南亞、甚至非洲，中國貨物換來白花花的墨西哥白銀，建立了史上無兩的「白銀帝國」。

雖然紙幣(Money-on-fiat)並今天獨有的交易工具，但在二十世紀以前，金、銀、銅本來是中國甚至是世界其他主要貨幣。以中國古代為例，同一個時期內可以金、銀、銅、紙幣、國家通貨、私錢甚至前朝的貨幣流通。因此在不同貨幣供應的多少、國家稅收政策、以致經濟循環盛衰，亦會令古代中國出現在今天普世以紙幣作為流通工具的情況下難以想象的怪現象。凱恩斯曾經說過：「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中國歷代史料基本上是諸「君王將相」的宮廷權力鬥爭史，一個以貨幣為主線的中國歷史又會給我們如何理解古代中國甚至當今的世界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呢？

今天又是六月四日。不如今天且換一個角度，讓筆者推介各位看朱嘉明博士的鉅著「從自由到壟斷 - 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朱嘉明先生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曾經是趙紫陽的智囊，是聞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之一；另三位是黃江南、翁永曦、王岐山(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曾擔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所副所長，1985年至1989年間同時主編中國在80年代唯一的非政府經濟學術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1989年64事件後流亡國外。

朱博士對經濟學的第一個認知，是年幼的所經歷的「貧窮」。毛澤東強行移植史太林計劃經濟模式至中國，啟動了「去貨幣化」的工程，最終令國民經濟陷入一窮二白。由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經濟重新由計劃經濟轉移至自由經濟，其中一個重要工程是重新啟動了中國經濟「再貨幣化」的工程。今天我們所認識的美國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原來中共早在解放前的蘇區已由中共元老陳雲等人推行。那時紅軍在缺乏貴重金屬作貨幣基礎下，已透過印銀紙方式以供在蘇區工、農、兵以及當地人民使用。在當年紅軍屢敗國軍之際，蘇區貨幣亦逐漸取代國民黨的法幣而成為「硬貨幣」。一言以蔽之，蘇區貨幣的發行是靠蘇區的經濟基礎和紅軍的鳥槍而印出來矣！

自1978年開始的「再貨幣化」的工程，人民幣印鈔機在沒有任何的基礎下再次高速開動。中國M2/GDP比率由1978年的29.52%急升至2007年的161.68%。相比同期美國M2/GDP比率長期在約60%水平而複合經濟增長沒有中國大，中國貨幣供應增長可以以超高速來形容，故近三十年來中國通脹而長期處於偏高水平。不過，印多少鈔票卻不等同有多少通脹。根據歐文.費雪(Irvin Fisher)著名貨幣數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新增的貨幣會否導致通脹還要看實體經濟增長和貨幣流轉速度(Velocity of Money)而定：

貨幣供應 (Money Supply) X 貨幣流轉速度 (Velocity of Money) = 價格 (Price) X 實體經濟 (GDP)

由於近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故新增的貨幣不少被實體經濟增長吸納而令通脹相對上沒有那麼嚴重。朱博士更補充說由於中國要由已「去貨幣化」計劃經濟轉移至自由經濟，「再貨幣化」的工程必須注入額外的「水」去灌溉已「乾涸」的經濟焦土。故近三十年中國高M2/GDP比率是經濟轉形和飛升的正常現象。

成功的貨幣政策可以在宏觀的層面連結人力、資本、技術和天然資源去推動經濟。由金屬本位至今天的鈔票時代，其實亦代表貨幣經濟由自由放任轉變至國家壟斷的時代，在透過不斷印銀紙的過程中變相向存款者抽稅(即Inflation Taxation)。在中國「再貨幣化」的工程中，亦經歷了多次由高通脹引起的陣痛。其中導致1989年64事件前夕的「價格闖關」便是一例。

根據朱博士鴻文所論述其當年跟隨趙紫陽總書記時之說法，自1984年至1988年，推行「價格闖關」前夕，中國不論GDP或M2均急升，其他經濟指標亦急速增長。趙紫陽總書記原擬於1988年推行「價格闖關」便是希望由計劃經濟一步轉移至自由經濟。可是歷年的經濟增長雖然亮麗，但社會上除了嬴家也有輸家。下崗工人和其他未能分享經濟增長利益的弱勢社群在高通脹已苦不堪然。「價格闖關」的通脹預期進一步引發供求失衡而令高通脹更火上加油，令通脹曾高見近18.80%，其對社會的衝擊不可以說不大。最後以「通貨膨脹有益論」的「價格闖關」只好流產。

1989年64事件，趙紫陽 - 價格闖關 - 64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趙紫陽背上「價格闖關」是64事件起因的黑鑊。說穿了，亦是當年應實施傾向「計劃經濟」還是全面「自由經濟」的思想路線之爭（可否作另類看法－added by G. Luk）。中國經濟政策元老陳雲曾經在當年斷言在其有生之年也不會看見「價格理順」，便是背後反對「價格闖關」的重要思想。「價格闖關」流產後，貨幣政策向左轉。貨幣供應和價格增長同步放緩，經濟增長亦減慢下來。可是中國啟動了的價格自由化已停不了下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宣告左傾經濟政策叫停，中國貨幣經濟再次向價格自由化闖關。「通貨膨脹有益論」再次成為貨幣政策主導思想，1994年通脹高見24.10%，中國政局竟然也安然渡過，可見中國價格己悄悄地闖關了。今天誰也不否認，中國已差不多實施了價格自由化的貨幣經濟了。

事後回顧，64事件作為中國政治的鬥爭令中國貨幣政策雖然暫時向左轉，但左傾政策失效令中國貨幣政策左毒盡去。倘若如此，也許1978年的改革開放、1989年的價格路線之爭和2001年中國入WTO會是近代中國貨幣史的里程碑。當年默默站在趙紫陽背後的溫家寶在掌權後曾揚言要打擊貪污、樓價和通脹。既然印銀紙令中國以通貨膨脹換取高增長，那大家可相信溫總打擊通脹的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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