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特區的信（１３７）－ 香港難道真要退為中國二線城市？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5年2月26日 下午4:17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７）－ 香港難道真要退為中國二線城市？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副本： "hd@1823.gov.hk" <hd@1823.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Ms. TENG Yu Yan" <doe@had.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以下摘2月6日阮紀宏先生（被視為親中派）的同名博文，連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Y3MjUxOQ==&mid=206114020&idx=1&sn=7315eaf4cbf92f4263bbd797d9ad4f82&key=0ce8fa93c80e41c54e17fd7d39067ec825c642b174ada9a9e38678f56dfe54dc621aa8d242a5ba3310ead2070a0e4455&ascene=1&uin=MTY1MzA0MDEwMA%3D%3D&devicetype=iPhone+OS7.1.1&version=15030011&pass_ticket=bMBvzWGaaKmodhcsQZsCERp9SmYs5HHzT1dIWuk3Y4SA9Vu%2BGLoQk4TWwheP8x9W

2. 深圳成立特區前兩年（1977），筆者（阮紀宏）從羅湖聯檢大樓走路到鎮中心的工人文化宮，三公里多的泥路，依稀記得沿途只有郵局，港人挑着大包小包的食油、衣服以及各種乾貨，郵寄到中國內地。17年後（1994）筆者帶一批美國基金經理到國貿大厦頂樓，向客人介紹：你們目前身處和看到的地方，10多年前還是水稻田。  

3. 這些經歷，中年以上的港人再熟悉不過。很多人不為意的是，深圳市的生產總值將會在未來兩、三年內超過香港。梁振英說羨慕深圳的發展速度，相信也是大部分港人的想法。然而，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在考慮結什麼網之前，應該審視深圳高速發展的背後，有些什麼因素。  

4. 從一個邊境的農耕和漁民村落，短短40年時間，發展成全國第四大城市，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以中國的國情，政治授權是高速發展的必然因素，但最開始成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後來能夠成功的只有深圳，珠海沒有深圳成功，汕頭和厦門更不用說。  

5. 經濟特區實為政治放權：1979年成立的經濟特區，名稱是經濟特區，實質上是政治上放權。中國是社會主義單一制國家，當時還在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經濟特區就是允許不按國家主體經濟的運作模式，可以說是在體制外改革，後來特區還成為第一個擁有訂定地方法例的城市。最近深圳市擴大面積，成立的龍華和大鵬區，行政級別跟羅湖或福田區一樣，但不設置人大和政協機構，簡政放權，同樣是政治上的例外做法。  

6. 中國的經濟運作，審批手續繁瑣，苛捐雜稅繁多，尤其是在計劃經濟年代，比現在還要嚴重，允許經濟特區減少審批層級和降低門檻，以及減免多種稅項，是吸引外來投資的必然保證。  

7. 深圳在四個經濟特區中獨佔鰲頭，也有其偶然因素，汕頭和厦門本來就是一個較大的城市，本地人口而且是操地方方言的人口佔絕大部分，也有一定的排外文化，這是否未能成功的原因尚待考察。但一個現象是，深圳初期發展的時候就能夠吸引潮州幫來投資，反而跟他們同聲同氣的汕頭則未能做到。  

8. 深圳和珠海都變成移民城市，文化海納百川，經濟共冶一爐。但深圳毗鄰香港，珠海毗鄰澳門，香港有大量的工業北上利用深圳，澳門沒有，這也是深圳比珠海成功的偶然因素。 

9. 但歸根結柢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深圳特區成立之初，眾多老同志前來參觀，據說有人嚎啕大哭，認為深圳已經淪為資本主義殖民地，紅旗倒下。後來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來視察，親筆寫下「經濟特區好」五個大字，才把反對聲音壓下去。  

10. 深圳之所以發展成今天的驕人成就，當然還有很多因素，但在中國的國情下，可以歸納成：政治授權造就經濟發展。  

11. 香港同樣得到政治授權：香港回歸，可以實行跟一國不一樣的政治制度，被賦予高度自治的地位，以及無須上交國稅和駐軍費用，也是一種政治授權。而且被授予的政治特權，比任何經濟特區或者新成立的自貿區都要大，按照政治授權可以造就經濟高速發展的規律，香港回歸以後的經濟發展速度，應該比內地其他城市要快得多。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經濟總量被北京、上海、廣州逐一追上，後面還有深圳、天津等追兵。

12. 政治授權導致經濟發展在深圳的情況是，深圳能夠利用好這個政治授權，吸引外國和香港的投資，還有全國各地的投資。特區成立初期，深圳還大量送地給各個省市設立駐深圳辦事處（內設酒店接待該省來客）。  

13. 香港土地資源匱乏，而且無須送地也能吸引大量國企來港上市，目前大型國企佔上市公司總規模的半壁江山，可見一斑，但問題是為什麼香港除了吸引國企來港上市就停滯不前呢？國企來港上市除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融資方便的因素以外，是否還有國家政策要投資香港佔領香港資本市場以維持香港金融穩定的因素呢？為什麼有些私企捨香港而寧願在紐約上市呢？  

14. 深圳能夠利用好政治授權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多種模式發展，成立特區初期，招商局（交通局下轄產業）承包了蛇口作為基地，成為特區中的特區。招商局在香港西環也有大片倉儲的土地，但最終未能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究竟是香港地產業的經濟誘因太強還是政策上的障礙呢？  

15. 海納百川的文化：撇除其他因素，深圳能夠海納百川的原因是文化，原居民目前只佔深圳市總人口的一個零頭都不到，廣東話基本是不通行，這個橫空出世的城市正在塑造自己的文化，近年投入巨資興建市民廣場、開辦博物館等等，都是在營造能夠反映深圳特色的文化，也提升了單一的本土文化。  

16. 香港曾經是中西交匯城市，是中國了解西方文化的跳板，也是西方了解中國的入門站，內地的戰亂導致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人移民香江，某某省旅港同鄉會到處可見，電影也有《南北一家親》，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睦共處。可如今，排外心理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經濟上吸引外來資本，文化上排外拒內（地），這條公式是無法導致經濟高速發展的。  

17. 香港不可能改變人口結構的比例，也不可能在法治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政策的變通，特有的文化氛圍也應該保留，這些因素，相對於政治授權的首要因素來說，還是次要的。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的政治授權政策沒有變，也不會因為一時間的小插曲而中斷。2003年大遊行之後實施的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逐步向廣度與深度拓展；佔中期間，曾經有過傳言，說「金鐘不通，滬港不通」，意思是要等佔中結束後才能實施滬港通計劃，但事實是雖然金鐘未通，滬港已通。  

18. 尺蠖之屈以求伸：香港在一時間也不可能改變經濟過分依靠金融和服務業的結構，但即使這樣，只要摒棄文化上排外的因素，充分利用腹地的作用，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深圳就是利用中央授權的窗口作用，為廣袤的內地市場服務，經濟發展才會突飛猛進。  

19. 滬港通以至目前正在談論的深港通，可以被理解為內地向香港「吸水」的政策，但如果香港能夠利用這個政策，為什麼不可以是香港從內地「吸水」的契機呢？  

20. 總而言之，深圳高速發展的原因值得香港認真總結，取長補短，或許殺出一條血路。臨淵羨魚是消極的，羨慕時間長了還會成為嫉妒，傷了香港跟內地的關係。退而結網是積極的，尺蠖之屈以求伸，香港總不能長期自困彈丸。

21. 經濟發展不是代表一切，但請看看以下世界銀行的一個圖表，１９６１至２０１０年中、港兩地的GDP（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

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explore?ds=wb-wdi&ctype=l&strail=false&bcs=d&nselm=h&met_y=ny_gnp_pcap_pp_cd&scale_y=lin&ind_y=false&rdim=country&idim=country:CHN:HKG&ifdim=country&tstart=-279619200000&tend=1266681600000&hl=zh_CN&dl=zh_CN&ind=false&q=gdp+per+capita+world#!ctype=l&strail=false&bcs=d&nselm=h&met_y=ny_gdp_mktp_cd&scale_y=lin&ind_y=false&rdim=country&idim=country:CHN:HKG&ifdim=country&tstart=-279619200000&tend=1266681600000&hl=zh_CN&dl=zh_CN&ind=false

還未計及２０１０年至今，兩地的更大差矩。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5年2月25日 下午6:12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１３５）－ 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對香港人的啟示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女士: 

2月15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收到，我獲授權認收，內容備悉。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的電郵，請前往連結： http://jet2468.blogspot.hk/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閣下如不願意再接收由本人發出的郵件，請回電郵並在主旨寫上“移除”或“remove”。由此引致之不便，本人深表抱歉。＞

給特區的信（１３６）－ 有趣的分析（５）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5年2月25日 上午10:18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６）－ 有趣的分析（５）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副本： "hd@1823.gov.hk" <hd@1823.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Ms. TENG Yu Yan" <doe@had.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肖喜學繼續在０３年的文章中指出：香港為什麼保留了大面積的鄉郊居所？還是要回到殖民統治的源頭。新加坡最初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只有200多常住居民（一說是1000人），很容易就按照英國人的意思實施新的土地制度，即土地歸女王所有，但可授權、批租給個人使用；這與香港島和九龍類似，英國人佔領香港島後，在土地問題上表現強硬，義律宣佈土地一切權利屬於女王，並急切地在澳門進行了第一次土地拍賣，拍得的投資者需要自行補償土地的原主人（類似於今天的“毛地掛牌”）；到了接管九龍的時候，由政府統一從原地主手上購買了一部份土地，小部份向原地主授出了999年的使用權限，而沒人主張的土地則悉數歸於政府，也就是說，港島和九龍的接管相對是比較順利的，土地的許可權也清晰化了。

2. 而到租借新界時，問題變得複雜起來，一是新界地域廣，涉及700個村莊、10萬多原居民，人多力量大；二是原居民主要以務農為生，視土地為財富之母，加上瞭解英國人在香港島豪奪土地的先例，所以土地維權意識高漲，並一度發展為武力反抗殖民者的接管。在此情況下，政府被迫做出讓步，承認了原居民對土地的使用權，並於1903年陸續向原居民發放了到期日為1997年6月27日（即1898年6月30日加99年再提前三天）的官契，總數多達35.4萬塊土地。

3. 對於原居民來說，這並非是完全的好消息，因為他們原來在中國土地制度下的永久業權被奪走了，但令人安慰的是，政府明確：新界的土地問題按照中國習慣法來適用，而不適用具有普遍效力的英式普通法，法院審理訴訟時也承認並執行「中國習慣和習慣權益」。

4. 所謂“中國習慣”包括：只有原居民中的男性人口可以享有法定繼承權，承認以“堂”和“祖”形式存在的習慣信託等；到1972年，為進一步體現中國習慣，政府又允許：年滿18歲，父系源自1898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的男性村民一生中可以在“鄉村式規劃發展區”及“認可鄉村範圍”中興建一座占地700平方呎、高度不超過三層的小型屋宇（或稱丁屋）”。政府共確定了642個“認可鄉村”，如今，仍有24萬原居民符合申請資格，為此政府預留了土地儲備中的12平方公里閒置住宅用地（其實仍不夠），而且他們子子孫孫的男丁還在不斷繁衍，似乎讓香港政府永遠有還不清的土地債。

5.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政府為保持平穩過渡，在基本法中對原居民的權益一律予以承認，這就意味著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在生存空間上的矛盾還將持續下去，分散的業權、城市與鄉郊“二元化”建築密度的差異也將繼續，雖然目前政府已開始嘗試興建20？層高的丁屋來解決土地浪費問題，但效果仍有待觀察。

  

6. 徵用土地的（公平與效率）：分散的農地、丁屋和其它村屋佔據了新界那些相對平坦、易於利用的土地，這些土地的存在對於想在港島和九龍之外進行大規模的新市鎮建設的政府來說，當然不是好消息，土地徵用絕非易事。

7. 在這方面，新加坡則很有一套。1963-65年新加坡仍然隸屬馬來西亞聯邦時，《馬來西亞憲法》第13條寫明，依法規定者外，物業業權不容褫奪，除非有足夠的補償，不得強制徵用物業。1965年，新加坡脫離大馬聯邦建國，第二年通過《Land Acquisition Act》（《土地徵用法案》），作為土地國有化的依據，授權政府可以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為名徵用土地。不論是建設道路、地鐵系統、學校、醫院、公園及政府組屋等，政府均可強制徵用。

8. 法案在1973年進行修訂，將征地補償訂定為立法當天1973年11月30日的市值，又或者官方刊憲（Gazette）的日期，兩者之中以較低者為准。也就是說，補償額與房地產市價或業主買入價毫無關係。其後的幾次修訂都固定法定日，壓低對業主的補償。1960年，新加坡44%的土地屬政府所有，到了現在，政府控制了全國約80%的土地。

9. 當然，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徵用時補償費偏低，有時甚至只有市場價格的1/10，這勢必導致征地者與被征者之間的矛盾，且愈演愈烈。到2007年，新加坡政府終於決定修訂土地徵用法令，根據徵用通知日當天的市價賠償受影響的業主，而有關市價也會把受徵用房地產的潛在價值考慮在內。對被徵用者來說不合理的強征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但至此，政府手上已經完成足夠的土地儲備，而這項制度對於新加坡的土地權屬乃至城市形態都將產生長期而深刻的影響。

10. 而香港在徵用土地時只能按照土地市場價補償，但大家對市場價往往是有分歧的，所以需要聘請相對中立的律師、會計師、測量師來做賠償評估，來跟政府交涉，而且這種費用都由政府支付；如果達不成協議則可想土地審裁處提起訴訟，總之來來回回討價還價的過程冗長、代價高，使得政府無法如新加坡政府一樣輕鬆把大片土地徵用作集中的建設開發。

  

11. 農地：由於新加坡在土地徵用上的強勢，使得政府手裡有地心中不慌，如興建組屋的目標一經確定，便可很快投入建設。而香港政府只能眼看著大塊的農地被荒廢或堆放集裝箱和其它雜物，成為所謂的“棕地”，卻無法徵用。據統計，在目前的總面積約60平方公里的農地中，有42平方公里為荒置，很多是待價而沽。目前僅僅是四大地產家族企業（恒基、新鴻基、新世界、長江）就合計擁有農地超過1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地主－－恒基兆業在2012年報中披露：“集團於2012年12月底持有新界土地儲備約4280萬平方呎，為本港擁有最多新界土地之發展商。……集團將繼續積極配合政府發展土地之政策，並跟進政府於“新界東北未來將發展之新市鎮”及“洪水橋未來將發展之新市鎮”之發展規劃。集團于該未來將發展之新市鎮共擁有土地面積約1090萬平方呎。”終於盼到政府改規劃的欣喜心情，躍然紙上。

12. 面對這些開發商，政府並無主導權，因為開發商當年購買農地的價格極低，持有成本不高，所以總是等政府來調整區域規劃（農地轉建設用地）的時候，才會向政府申請補地價進行開發；如果補的地價太高，算不過帳或利潤未達預期，開發商會選擇繼續持有農地，反正機會成本不高，土地也就不能有效釋放，但如果補的地價太少，開發商賺得盆滿缽滿，政府又會被指責為“官商勾結”，於是陷入“兩難境地”。甚至連開發商願意捐出農地來蓋青年公寓，政府都不敢出來接招，生怕中了開發商另有所圖的“圈套”。正因為如此，本來可用的土地未被有效利用，人們又質疑政府提出“人多地少”、需要通過“移山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的必要性。

Regards, 

George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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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5年2月23日 下午6:37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１３４）－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女士:

2月13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我獲授權認收，謝謝。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的電郵，請前往連結： http://jet2468.blogspot.hk/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閣下如不願意再接收由本人發出的郵件，請回電郵並在主旨寫上“移除”或“remove”。由此引致之不便，本人深表抱歉。＞

給特區的信（１３５）－ 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對香港人的啟示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5年2月15日 上午12:13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５）－ 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對香港人的啟示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副本： "hd@1823.gov.hk" <hd@1823.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在「２０１４１０１０」的同名文章中，鄭永年繼續指出：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變得複雜一些。一般的情況是，往日親密的戰友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一邊是堅持革命理想的職業激進主義者，一邊則成了新的掌權者，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改變不了現狀。當然，也會出現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革命家。

2. 不過，從哈威爾和米切尼克對往日的政治異見者，在革命成功之後狀況的細數，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對大部分參加革命的人來說，抗議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暫時光，革命後他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總理或者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不過，他們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樣，被供奉在國家政治的頂端，供人們欣賞和崇拜，實際上什麼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形式的變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因為革命並沒有能夠為他們帶來所希望的變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滅之後，甚至變成了瘋子。

3. 地緣政治扭曲國內政治形式：－情況的確如此。不僅是哈威爾，大多數革命家都會觀察到，革命之後的東歐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國家。儘管激進政治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着貪婪、腐敗、享樂主義和虛無主義。所謂的民主化意味着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東歐國家不乏極右派政權（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樣，嚴厲地控制着社會。

4. 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則更扭曲着（實際上是「決定了」）國內的政治形式。地緣政治驅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的政治形式受制於共產主義政治（蘇聯），而革命後的政治形式則受制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美國和西方）。較之以意識形態為主的蘇聯式地緣政治控制，西方美國的地緣政治更具欺騙性。儘管西方也講民主，但其核心是國家利益。東歐國家的政治人物輕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會大力幫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西方美國要不關注地緣政治利益遠遠多於東歐的民主，要不已經力不從心。在東歐，革命家不僅對自己建立起來的民主失望，對西方的袖手旁觀更是失望。

5. 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這當然是形象的說法。並且，革命之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數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樣。哈威爾和米切尼克當然不是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著書的目的還是希望人們秉承道德的力量，繼續推動社會的進步。不過，他們的著作既是對革命的反思，也是對未來革命家的忠告。畢竟，他們的影響遠遠超越他們的國家，不僅傳播到臨近的東歐國家，也影響到遙遠的亞洲。從東歐的政治變遷中，不難體會到激進主義者需要有現實感，政治不可以過於理想，需要妥協。這也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主義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6. 亞洲政治發展要汲取外國教訓：－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的情況。

第一、是地緣政治。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夠實行怎樣的政治形式，取決於其所處的地緣政治。「地緣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內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須向第一秩序調適。從這個角度說，香港和台灣的政治發展，必須考慮到其周邊的地緣政治要素，忽視了這個要素，內部的發展必然是不現實的。向西方求助更使得激進政治的根基虛無縹緲化，東歐的發展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點。

第二、是民粹主義式的社會動員。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實際上則是民粹主義。香港和台灣兩地的烏托邦主義者，一直在構建所謂的「認同政治」。「認同」問題當然存在着，但在無限的政治動員下，這種「認同政治」的本質和往日的共產主義或者今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並沒有大的區別。在「認同政治」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現「泛政治化」現象。實際上，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對他們來說，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過

​

「​

專制方式動員

​」​

還是通過

​「​

民主方式動員

​」​

，都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是民主的動員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摧毀舊制度，但却產生不了同樣強大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和制度建設。對人民來說，最重要的是「討生活」，經濟和建設仍然是最主要的。激進政治改變不了什麼，只是滿足了

​

「​

理想主義者試驗其烏托邦

​

」

​

的幻想

​

。正因為如此，理想主義者最終被原來的支持者所拋棄。

7.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政治，因為種種因素已經變得不可避免。如果激進主義者多一些現實主義感，就可以做更具現實性的選擇，既可以達到目標，又可以控制出現過多的並不想要的結果。就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必要的妥協。不過問題在於，如果「激進主義者」具有了「現實主義感」，他們就不再是「激進主義者」了。也正因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歷史還是在不斷為理想主義式的英雄人物，創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劇。儘管無論從「道德層面」還是「理想層面」看，人們並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但歷史從來就是這樣的。政治永遠使人糾結。

8. 「人生如棋，對手是這個世界」，目前的棋局是好是壞早已經是不能夠改變，因為那是過往下的每步棋所訂下來的。但未來的棋局卻將會因今天所行的而有所改變，好好的去想如何正確下好未來的棋，才能令到棋局更加精彩。成敗或許不太重要，人生匆匆才百年。人死了，成敗都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更重要的是當中的過程過得怎樣。雖然永遠都不可能知道世界下一步會如何走，最多亦只能作有限度的預測。未來會是如何，誰也說不清。但若果連自己的棋都走不好，那未來的棋局不用說也一定是平平無奇。行好自己的棋，也是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不枉花一輩子下的這盤棋。（很難相信，這一段是來自「九十後投資記」的博客RkwC這個九十後，去年中回港渡假後發放的博文「香港之行」）

9. 香港底子看似很厚，庫房水頭又充足，幾千萬海外華人華僑又多以此地為回國的踏腳石。無論港人這個社會做得好或壞，

一言一行，​

都絶不會白費，因為可以為人口多近二百倍、面積多近九千倍、整體落後十多廿年的中國大陸，作為

​「​

後發先至

​」​

的正、反面教材

​、​

「摸着過河的石頭」。

10. 試想想如果整個大陸各省市，今天都在討論十年八載後

的​

「普選國家主席、總理」，國內情況將會比現在的香港混亂何止千、萬倍？甚或如前蘇聯、東歐般變天？所以絶大部份人，一直都對香港滿抱信心；作為試金石，捨我其誰？港人擁有

​其​

獨特的歷史任務，日後中國大陸是不會忘記的！？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hd@1823.gov.hk>

日期： 2015年2月13日 下午4:02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４）－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檔案編號：2-748520118)收件者：

敬啟者:

給特區的信（１３４）－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檔案編號：2-748520118)

謝謝你於2015年02月13日給1823的電郵。

由於你已直接電郵有關問題予負責的政府部門跟進，相信有關政府部門會盡快回覆你。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我們的職員聯絡。

1823客戶服務主任
林德耀謹覆
2015年0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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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特區的信（１３４）－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5年2月13日 下午2:22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４）－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副本： "hd@1823.gov.hk" <hd@1823.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Ms. TENG Yu Yan" <doe@had.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以下取材自鄭永年先生的同名文章（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今天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區再次面臨政治的激進化。各種激進政治運動的訴求不一，運動形式也不一樣，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專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在西方，有反全球化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反資本主義的街頭運動（希臘）、獨立運動（蘇格蘭公投）等。  

2. 在中東，舊的權威政治體制解體後，往往是失敗國家的降臨，出現了各種極端的宗教政治運動，甚至恐怖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就是伊斯蘭國組織（ISIS）的崛起。在拉丁美洲，由左派或右派政治勢力主導的各種激進運動交叉進行。在亞洲，有台灣學生的「太陽花運動」，香港泛民派的民主化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反中運動（既反共產黨，也反大陸）。  

3. 泰國長時期的政治抗爭儘管以軍人再次掌權告一段落，但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經濟社會發展低度的國家（如緬甸和柬埔寨）的政治也在激進化。中國的政治激進化因素，在近年來也在急劇增加，只不過是政府仍有能力掌控局勢。印度儘管被視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但現代化、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劇烈地改變着其社會經濟基礎，也面臨激進政治的壓力。  

4.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  

5. 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不用看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激進政治，光看上個世紀以來所發生的激進政治，就足以看到烏托邦政治所能造成的結果了。上個世紀以來所發生的激進政治，既包括通常中國人稱為「左」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包括被視為「右」的「民主化」。今天的激進政治的結果要到未來才能知道，但看看過去激進政治的結局，或許會得到很多啟發，因為歷史上的激進政治都會有類似的結局。  

6. 可以借用剛出版的三本涉及激進政治的書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本是著名馬克思或者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7. 另兩本是反思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後的政治狀況，包括前捷克總統哈威爾（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歷史的麻煩：道德、革命與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個學者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編的《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哈威爾與米切尼克的對話》（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8. 霍布斯鮑姆是上世紀到本世紀初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兩年前以95歲的高齡去世，本書是他去世之後出版的集子。他經歷了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的各種變革，最有資格來反思他那個時代。這本書和他的其他學術性歷史著作不一樣，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對他那個時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

9. 霍布斯鮑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一生享受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援共產主義，包括史達林版本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對史達林的激進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態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數精英主導的政治能夠持續下去，因此認為蘇聯式的大眾政治是一個出路。

10. 不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表明蘇聯式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破滅。另一方面，儘管霍布斯鮑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資產階級的文化，但對此也是非常不滿，而傾心於平民文化。不過，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的痛楚，因為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11. 霍布斯鮑姆既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從自身個體政治價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對各種變革進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變得非常具體，展示了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從他的反思中，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識分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知識分子去構建烏托邦。第三，知識分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和影響的，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分子所構想的相反。

12. 儘管霍布斯鮑姆也參加一些社會政治活動，但他主要的身份還是知識分子。哈威爾和米切尼克則曾經是捷克和東歐的風雲政治人物，被視為在推翻蘇聯集團和結束冷戰過程中的英雄，儘管他們也曾經是知識分子。可以把有關他們的這兩本書，視為是他們對革命之後革命家這個群體的現身說法，也是從個體的層面來看宏觀革命。法國作家托克維爾曾經論述革命之後的變化，革命是換湯不換藥，制度和秩序形式變化了，但大部分內容依舊。但是，對革命家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5年2月6日 下午5:25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１３０）－ 佔領行動後的一些回顧（２）
收件者： George Luk 

George: 

1月29-31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我獲授權認收，謝謝你的意見。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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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特區的信（１３３）－ 佔領行動後的一些回顧（４）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5年2月4日 下午8:47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１３３）－ 佔領行動後的一些回顧（４）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副本： "hd@1823.gov.hk" <hd@1823.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Ms. TENG Yu Yan" <doe@had.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朋友說：「你很懶惰，常借用別人的文章」。理由有以下數點：一、過去十多年，個人意見發表過唔少，各種矛盾及問題，翻來覆去都是那些新、老問題，主要是社會各界有無決心去解決，進度如何，跟進到哪？二、不能自說自話，應客觀地參考他人的意見、取長補短。三、不能永遠只相信自己的見解；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四、要懂得欣賞別人，別老是孤芳自賞。況且借用之前，也要參考過很多不同文章，部份亦要查證一下。

2. 以下是另一篇袁彌昌１２月１３日的文章「不懂轉化，怎轉化運動？」佔領運動至今已到尾聲，儘管暫時撤退、轉化運動的聲音此起彼落，亦無改雙學等佔領人士堅持沒有實質成果不會考慮退場的想法。轉化運動的呼籲遭到漠視，除了是不合年輕佔領人士「口胃」之外，亦由於呼籲者將轉化運動單純地視為轉變運動的方向和形式，根本毫不瞭解轉化的本質——以致現在不僅運動未能轉化，佔領一方亦絲毫沒有認識到梁振英政府之所以能絕處逢生，也是全賴轉化之功。

3. 此轉化不同彼轉化：相對於佔領運動支持者視轉化為一種轉變運動形式的主動努力，轉化實質上是一種持續、漸進，同時在各處進行的過程，除了在功效顯現，或潛勢翻轉過來的時候之外，轉化是難以察覺的。

自梁振英上臺以來，其政府由第一刻起已是個弱勢政府，卻一味只管用剛強的手法，犯了兵家大忌。而這種逆勢而行的做法，到了9‧28警方施放催淚彈之後，已到達了其頂點，變得無以為繼，因而出現了運動中的第一次轉化，迫使政府由剛強轉化至柔弱一方。

4. 政府在轉化過程中固然是凶險萬分，卻藉此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以即時效果而言，幾乎立即達到了「攻守逆轉」與「反客為主」的目的。不過更重要的是，實際上政府只需不跟他們爭，不再玩對方的遊戲，便會直接令佔領一方的策略無從運作，這就是所謂「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

5. 政府成轉化最佳示範：佔領一方亦似乎毫不瞭解即使他們與政府相互對立，但事實上兩者是相互依賴、相反相成的，尤其是佔領者賴以成功的非暴力鬥爭，實則比任何戰法都更需要政府的「配合」（即「暴力鎮壓」），才能發揮預期效果。不瞭解這點的佔領一方，在警方撤退後，還以為大功告成，殊不知他們賴以借力打力，唯一的致勝辦法，已從根本上被剝奪了，鬼穀子有雲：「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政府的「柔術」比佔領者的更柔，這是非暴力鬥爭設計者所始料不及的。

6. 佔領者是被捧殺的：政府的轉化不僅有釜底抽薪之效，而且還引發了佔領一方的新一輪轉化，開始不斷地消耗佔領一方的力量與民意基礎。由於佔領者一直所採用的是目標和行動的邏輯，他們需要靠行動和展現力量來保持運動的生命力，只是這樣把力量和運動的生命緊扣在一起，任何效果和力量都會提早耗盡，稍縱即逝，所以到後來就連為運動保溫，維持其可持續性也出現問題。這結果對於瞭解轉化的人而言，正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可算是必然。

7. 由佔領初期起，有不少市民、本地與外國傳媒，基於憤慨、同情、民主訴求等不同理由，透過上街及報道等方式，對佔領者作出聲援與支持，他們很自然會認為，他們所做的必然會對運動有所幫助，可惜動機與結果卻經常背道而馳。

8. 從轉化的角度來看，支持者非但沒有幫助到佔領者，卻反而加速了運動的消亡。老子有雲：「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即使勝利了也不要矜誇、炫耀、驕傲、逞強，否則只會加速步向滅亡，而這些市民與傳媒的行為，實際上無異於親手把佔領者捧殺掉，使他們與現實更為脫節，對一步到位取得民主，對運動將取得最終勝利更深信不疑，最後所謂的勝利變得曇花一現，落得被清場一途。

9. 至於一眾支持運動的成年人一開始將學生們捧得上天，之後又想勸他們退場，最後憤而放棄他們，除了令人感到可笑之外，亦反映出港人對轉化的認識何其貧乏。所謂轉化，其實已包含了順勢轉化的意思——演化只能夠不斷前進，直至物極必反，開始一個新的循環，然而成年人卻想來個逆勢轉化，這樣根本就是違反「道」。所以事到如今，支持者唯有協助學生們完成這一輪轉化，而不是強行中斷或逆轉這個過程。

10. 筆者認為有必要盡快讓學生們完成轉化的另一原因，是學生們陸續出現了一些極端功利性的想法與行徑，這應該與他們之前被捧得太高有關。例如雙學於11月30日宣佈行動升級，包圍政府總部，一方面是刻意選擇在佔中三子自首前「搶閘」採取行動，不想讓焦點回到三子那邊。另一方面，升級行動也頗有抱怨大學校長和社會賢達於運動早期「阻手阻腳」出手制止，否則雙學早就包圍了政總的意味。

11. 而隨後由黃之鋒所主導的絕食行動，亦顯示出一種惡性的工具性思維，認為民意終會為他們所操縱及逆轉，只要能贏就什麼都該做，不願接受失敗。如果任由這歪風蔓延下去，只會令更多年輕人「走火入魔」，令社會陷入道德崩壞危機。

12. 尊重轉化讓「功效自成」：現在看來，是次運動可說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回歸後香港經歷了眾多危機，令港人過分擔心會失去現存優勢，因而經常人為地左右或中斷一些自然的盈縮消長過程，對不同產業是這樣，對年輕人也是這樣，不讓他們自然轉化，以致發展總是不上不落，未能突破以前的框框。

13. 香港如要再次實現螺旋式上升，首要之務就是要「尊重轉化」，讓「功效自成」，讓循環得以完成，以便開展一個新循環，否則香港很可能將這樣無了期地輪迴下去，永不超生。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5年2月2日 下午5:27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１２９）－ 佔領行動後的一些回顧
收件者： George Luk 

George: 

1月23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我獲授權認收，謝謝你的意見。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的電郵，請前往連結： http://jet2468.blogspot.hk/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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