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香港的願景(51)-薛西弗斯的神話



香港整體市多年來所面對的矛盾、荒謬及無奈,有點跟薛西弗斯差不多,永遠在做着徒勞無功和毫無希望的工作;而強隣却不斷壯大。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2年12月15日
主旨: 香港的願景(51)-薛西弗斯的神話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相信大家都熟悉卡繆(Albert Camus)筆下的薛西弗斯的神話。雖然被遠古希臘諸神處罰,叫他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去,由於它本身的重量,剛抵達後,巨石又從山頂上滾下來。諸神認為沒有比從事徒勞無功和毫無希望的工作更加可怕。

他對神祇的輕視,對死亡的憎惡,以及對生命的熱愛,使他贏得這種不可言喻的處罰:他必須拼命做一件無所成就的事情。這就是對人世熱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神話就是靠想像來賦與生命的。至於這神話,是荒謬世界的縮影/寫照。我們只能看到一個人使盡全力推動著石頭,把它推上一個斜坡,我們看見扭曲了的臉,緊貼着石頭的面頰,肩膀頂著全是泥巴的石頭,插入石頭下面的腳,張開的臂,沾著塵土的手。在他那用無天際的空間和無深度的時間來衡量那漫長而辛勞的盡頭,目的地才算是到達了。然後,薛西弗斯又眼巴巴看著那塊巨石於頃刻之間又向山下滾去,他又得再從山下把它推上山頂去,他又回到了山下。

 如果他每跨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在鼓勵他,那麼他的苦刑又算得了甚麼呢?薛西弗斯是諸神的賤民,沒有權力,卻有反叛性格,他十分了解他那悲慘的境況:當他下山的時刻他就思索著這種情況。這種清明的心智構成了他的痛苦,同時也使他贏得了勝利。沒有什麼命運能不被輕蔑所克服。

他的命運屬於他,他的巨石也屬於他。這些都是勝利的必然代價:沒有太陽就沒有陰影,而且有其必要去認識夜晚;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主宰。

 在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及荒謬,很多時候我們都必須面對不斷重覆的各種難題,但克服它們仍然會帶來勝利的喜悅。無論政府、建制陣營、泛民、反對派或是一衆沉默大多數市民,都是某一程度的薛西弗斯。若能以不同角度觀之,社會在不斷的討論甚或爭議聲中,可能出來的結果會更美好。政府、官員及公務員需要拿出更大的耐性、AQ(逆境商數)及EQ(情緒商數)。

也說不清中國,誰也看不透中國,但誰都在解讀中國,誰都在預測中國。在席捲世界的中國熱潮中,西方近年來出版了大量的相關圖書,但以介紹歷史風土,分析宏觀政策,論述具體事件和人物,或講解生意經的居多,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全面考察之作十分罕有。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的「中國怎麼想」的努力是值得關注和認可的。

 大量的書籍中,請留意各自帶出不同的觀點。其中之一是在 20125月出版的《大預測》英文名為“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天蝕:生活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陰影下)”的文版。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
《大預測》的預測其實是過份哀傷了,請看以下書評人田方萌的一篇(紐約時報中文版)的評論:
中國將在二十年內主導世界?
使中國取得經濟主導權,也不必然會擁有美國式的全面霸權。經濟實力是否轉化為軍事實力,取決於一國的戰略謀劃和組織效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所謂的中國模式尚不足以與西方的發展模式相抗衡。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前者只適用於儒教文化影響下的東亞國家,絕非四海皆準的普適價值。如果說大國崛起憑藉王霸道雜之那麼中國的經濟規模僅為兩者提供了必要條件,還不足以捍動美國。
另外學者曾說過:我們最好把中國看作一個理論意義上的大國在過去150或更長的一段時間裡,這個國家總有需要兌現的承諾,卻又總是受挫……中國的重要程度大致相當於巴西對世界經濟的重要程度。它是一個中等水準的軍事大國,但毫無政治影響力。」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巨人,它正取代美國成為新的全球主導力量,這對國際社會構成了嚴脅 。 《中國預言:2020年及以後的中央王國》的作者埃裡克·德森則反駁這樣的說法。2020年的中國既不會推行霸權主義,也不會是排外主義的。2020年的中國仍將會專注於經濟發展,成為亞洲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成為國際社會中備受尊敬的成員。
 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迅猛增長,確實是會令很多人覺得不安。另請看以下鏈結:-
1992年商業週刊關於「大中華」的前瞻性文章,現今看來仍是太保守:http://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1992-09-27/greater-china-could-be-the-biggest-tiger-of-all
2002年商業週刊關於「大中華」的主題文章:






➁ 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料: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 日期: 20121130日下午3:00
主旨: Re: 香港的長遠規劃(1-20)
收件者: George Luk 
George Luk 先生:
1120日和21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收到,我獲授權認收。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
姚一風 代行)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給特區的信(81)-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2)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4年9月24日 下午8:45
主旨: 給特區的信(81)-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2)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副本: "Mr. Anthony Cheung" , "Mr. Tsang Tak Sing" , "Mr. MOK Kwan Yu" , "Ms. TENG Yu Yan" hd@1823.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蔡霞等等學者只是衆多大陸評論者的極小部份,很多中外的評論員,及意見提供者,可以從類似以下的網站上輕易找到(排名不分先後,還有其他極多來源;可信性則要自我判斷):
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1984年莫干山會議30周年紀念會議”頁內右面的專家列表  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C/chifulin/news/201409/t20140918_207089.htm
中改院   http://www.cird.cn/
中國改革論壇網   http://www.chinareform.org.cn/
中國選舉與治理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中國經濟50人論壇   http://www.50forum.org.cn/index_home2.asp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網站  http://www.crfoundation.org/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http://www.cdrf.org.cn/
中國改革網 及 中國改革理事會  http://www.chinareform.net/

2. 她繼續指出:『由於人民群眾參與法制建設的管道途徑還很不充分,立法過程中體現人民意願的聲音相對微弱,而既得利益的話語空間較多,於是立法中出現部門利益法制化、局部之間利益相爭而使法律難產的現象等。結果,法律制定和實施的時間推延過程變成了利益逐漸坐大的機會。同時,我們有一些同志還沒有完全走出以政治取代法治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不自覺地習慣於以政治壓法治,於是法治權威不自覺地被削弱,既得利益打著政治旗號就能方便地擺脫法治約束,這又給既得利益坐大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條件。正由於此,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了既得利益綁架政黨、綁架政府、綁架政策,打著各種旗號不斷攫取新的利益的情況,以至於黨內惡性腐敗案件時有發生。

3. 也正是因為此,我們黨在推出一些政治體制改革舉措時阻力重重,人民群眾盼望已久的改革舉措或者胎死腹中或在執行中扭曲走樣。目前的情況再一次映證了鄧小平論斷的深刻性和正確性: “尤其是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此,我們不能否認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之間客觀存在的不平衡。

4. 這幾年(意指2011年前)我國頻發的災害凸顯出非常態時期社會運轉機制的功效,於是有的同志把常態時期與非常態時期的社會運轉機制混為一談,以此否定政治體制改革有所滯後的問題。一個社會的常態運轉機制應該表現為法治基礎上的政府依法開展日常行政事務,各類常設公共機構有效履行職能、各項制度常態有效運轉、社會公民職業活動和日常生活井然有序。

5. 當社會因特殊事件而進入非常態時期,以政府主導和權力控制支撐的社會動員和社會組織運行機制,就充分顯示出集中權力和權力強制性作用的特點。非常態的社會機制只能運用於非常態的特殊時期,如果把非常態機制常態化,則社會正常運行的制度和法治基礎就將被改變,這樣的社會運行機制沒有可持續性,政府要長時期堅持這樣的運行機制一方面可能使社會生活發生紊亂,另一方面必將因運轉成本巨大而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所以,我們不能把非常態社會運行機制的特點和功效當作是政治體制的優點優勢而有意固化之,而要清楚區分這兩種體制的適用時間和空間條件,防止因認識的偏差而誤導了我們的改革。

6. 由於有的同志思想方法的某些片面性,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民主政治與堅持黨的政治原則對立起來,因而在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關鍵要害上遲遲難以邁步。有的人以為固守原有體制格局就是堅持黨的政治原則。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黨的理論從來都明確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沒有說是堅持原有權力體制格局不動。

7. 如果說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更加具有生機活力的話,那麼 “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提法本身就表明,我們同樣不能固守以往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只有破除原有過度集權、缺乏科學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才能把權力這個老虎關進以社會主義法治所編織的籠子裡,從而切實體現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因之而逐步健全並激發出強大的生命活力。

8. 但是有的地方被不能突破原有體制框架這條潛規則所束縛,於是改革探索變成了戴著腳鏈的舞蹈只能是體制框架內具體操作層面上的狹小空間裡的有限改革。即便是這樣,改革者還得冒著承擔政治責任的風險。這使得基層的改革略微往前走幾步就因被隱形天花板封擋進路而陷入止步不前或進退兩難境地。最近以來有的地方探索的民主政治改革甚至直接被正式非正式的叫停,更激起民間輿論大嘩。

9. 我們黨提出的改革任務缺乏有效落實的相應機制,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相應滯後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的形式主義,把我們黨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要求當作已經做到的現實,把深化改革的說法宣傳成自己政績的做法。鄧小平在1978年底就批評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我們一些地方熱衷於漂亮言辭和表面政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難點熱點缺乏艱苦扎實的研究思考和深入探索,因而一些改革任務提出多年至今還難見明顯成效。

10. 比如,早在十五大報告中,我們黨就明確地提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道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十多年過去了,究竟這三者如何有機結合有機統一,理論上沒有講清楚,實踐上也始終沒有明確的推進路徑。

11. 於是有的地方,堅持黨的領導的真實含義成了維護某級書記的個人權勢;人民當家作主常常是社會公眾感覺為被代表提高被同意被高速”……依法治國在有的幹部那裡理解為權力拿著法律治國民。 從提法上看,我們黨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改革意見,現在的問題大多不出在說法上,而是出在難見到好的做法,更難見好機制支撐好做法,因而,在一些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要害問題上,社會公眾感覺改革進展不大,甚至有的還有倒退跡象。

12. 所有這些都表明,判斷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真正推進,不在於是否有了好的說法,而關鍵在於是不是能切實解決要害問題,使人民看到實效。鄧小平曾指出:人民是看實際的只有使人民群眾在實際生活中通過大量事實親身感受到政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努力與成效,政府的宣傳才能被社會公眾接受和認同,才能提升政府的社會公信力,才能把社會力量充分團結和凝聚在執政當局的周圍,更好地有序而平和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日期: 2014924日 上午11:04
主旨: 轉寄: Fwd: 給特區的信(80)-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

謝謝你於2014923日的電郵。本處已備悉你的意見。

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
(
梁美然     代行)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日期: 2014923日 下午5:58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80)-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

謝謝你於2014923日的電郵。本處已備悉你的意見。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
吳穎嫻  代行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的電郵,請前往連結: http://jet2468.blogspot.hk/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閣下如不願意再接收由本人發出的郵件,請回電郵並在主旨寫上“移除”或“remove”。由此引致之不便,本人深表抱歉。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給特區的信(80)-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4年9月23日 下午3:27
主旨: 給特區的信(80)-不應否認政治發展的“時滯差”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副本: "Mrs. LAM CHENG Yuet Ngor" , "Mr. John Tsang" , "Mr. YUEN Rimsky" , "Mr. Tsang Tak Sing" , "Mr. Anthony Cheung" , "Ms. TENG Yu Yan" , hd@1823.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蔡霞另一篇2010年尾的同名文章,指出當時大陸各地的大量討論:『最近有關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的熱議。既是熱議自然就有觀點碰撞、眾說紛紜。比如,如何評價我國三十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看法各有不同。有的認為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始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說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規律。但更有許多人明顯不認同這一觀點,認為這個說法與人們的感覺反差較大。由此更使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社會輿論的聚焦點。作者以為,從多個視角觀察思考這一問題,有利於我們理性探尋有效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更好的實現經濟與政治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作用。
2. 從理論上說,政治與經濟發展之間客觀上存在時滯差經濟與政治兩者之間既有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又有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變化了要求政治上層建築隨之相應變化並規定其變化的方向及其內容。但是政治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於是政治能夠反作用於經濟:或者促進或者阻礙經濟的發展。一般而言,政治上層建築的變化並不與經濟變化同步發生,大多是經濟變化在先政治變化隨後。
3. 並且到多一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之間不平衡所產生的矛盾狀況,一是取決於執政黨的認識及決心。鄧小平同志深刻把握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辨證互動關係,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考慮如何啟動政治體制的改革以適應經濟改革開放的需要。為此,他於1980818日作了著名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
4. 1986年在籌備黨的十三大會議的日子裡,他又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他指出: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他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党的十三大報告首次以大篇幅系統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對全黨和全社會做了極好的思想動員。
5. 從實踐上看,當執政黨面對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際國內複雜的局勢變化時,穩定壓倒一切十三大提出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只能被暫時擱置。黨的十四大報告著重闡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而基本迴避政治體制改革,直到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才重提改革政治體制。整個90代我們黨致力於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與之相比,政治體制改革力度明顯減弱。因而有的地方在深化國企改革中一再出現打著改革旗號鯨吞瓜分國有資產和侵害職工群眾基本權益的事。
6. 從那以後,中國的經濟社會變化中出現了三個快速的特點:經濟快速發展、利益快速分化、黨內腐敗快速蔓延不穩定什麼事情都幹不成,放緩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以維護穩定,這從當時看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但客觀上也確實出現了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快步前進不夠協調的情況。
7. 正是面對這種情況,江澤民同志堅持鄧小平關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2001年他在解釋 “我們党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句話的含義時強調了深化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他指出:無論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他們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那就必然要發生調整和變革。“……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斷為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打開更廣闊的通途。
8. 但是,一方面由於這種不協調的情況已經明顯出現,給社會快速發展中本身必然要經歷的社會矛盾多發高發時期又添加了新的誘發因素,另一方面由於對三個代表思想含義理解不深,未能很好地根據經濟快速發展適時加大政治體制改革力度。於是,改革開放第三個十年期間,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突出並列行進。
9. 回顧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儘管有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從總體上說我們黨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且以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環境。但客觀地梳理情況分析問題,也要承認三十年中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不平衡。
10. 因為政治變化與經濟發展客觀上存在著時滯差因而不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與監督制約不到位的政治權力相互作用,就成為產生新的既得利益的條件。而既得利益的坐大又增加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了政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市場經濟本身是利益多元化的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必然產生利益搏弈。但關鍵是如何進行利益博弈。
11. 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就是協調利益關係,以體現和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來規約和引導利益正當博弈的機制。因此,必須以法治來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黨在十五大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然而,法制建設和法治理念培育都需要一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制定各種法律的過程本身就是各種利益搏弈的過程。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doe@had.gov.hk>
日期: 2014年9月22日 下午3:16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79)-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
謝謝你於2014年9月22日的電郵。本處已備悉你的意見。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吳穎嫻   代行)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hd@1823.gov.hk>
日期: 2014年9月22日 上午11:17
主旨: 給特區的信(79)-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 (檔案編號:2-459248469)
收件者: 

敬啟者:

給特區的信(79)-64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 (檔案編號:2-459248469)

謝謝你於2014年09月22日給房屋署的電郵。有關房屋署的查詢及投訴已經交由「1823」代為處理。

由於你已直接電郵有關問題予負責的政府部門跟進,相信有關政府部門會盡快回覆你。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我們的職員聯絡。

1823
客戶服務主任
伍穎音謹覆
2014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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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給特區的信(15)-高地價政策(2)






 回歸前之高地價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英國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對香港人的剝削,而回歸之後,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剝削自己人呢?所以董建華便推出了"八萬五建屋計劃",可惜間接損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財富(包括幾百萬個小業主),加上97金融風暴與03沙士及多年的通縮,事後看起來,真是吃力不討好,還給市民埋怨。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3年11月7日下午8:21
主旨: 給特區的信(15)-高地價政策(2)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回歸前之高地價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英國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對香港人的剝削,而回歸之後,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剝削自己人呢?所以董建華便推出了"八萬五建屋計劃",可惜間接損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財富(包括幾百萬個小業主),加上97金融風暴與03沙士及多年的通縮,事後看起來,真是吃力不討好,還給市民埋怨。

2. 八萬五建屋計劃,簡稱「八萬五」,是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度施政報告提出的一項政策。董建華提出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

3. 可惜遇上了97金融風暴與03沙士,香港地產市道受到重創,大量業主變成負資產,中產人士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當他們變成負資產,整個社會的經濟便無法維持,甚至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會拖垮整個金融及經濟體系。所以原本作為解決目標的「高地價政策,反而變成為惟一的救星」。

4. 為了穩定樓價,特區政府推出大量政策,其實就是加強版的高地價政策」
1.取消拍賣土地,暫停勾地一年
2.暫停兩鐵(地鐵及九鐵)房屋項目投標一年
3.未來公屋興建由需求主導,平均輪候時間不逾三年
4.即時結束居屋計劃
5.為低收入家庭及公屋居民提供新免息貸款計劃
6.即時結束混合發展、私人參建居屋及房協資助自置居所計劃
7.終止出售公屋(租者置其屋)計劃
8.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放寬業主收樓權
9.取消內部認購限制,取消限購一個單位及兩個車位限制

5. 當時的舉措乃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但想不到此一系列政策却導致了今時今日香港驚人的高房價。無人想到03年之後大陸旅客大量來港旅遊、玩樂及購物,以及大陸經濟高速起飛,帶來的龎大商機,令到本地各類型房地產極速翻身,就連08金融海嘯都難擋其升勢,供應變成極度缺乏。

6. 為了鼓勵發展商盡速增加供應,特別給予各式優惠(多次被抨擊為官商勾結,或高官鋪定日後退休時的後路),如在2010之前,政府容許窗臺從大廈多延伸出500 mm,而這部份是不需要計算入建築面積,但卻可計算入銷售面積之內,地產商自然用盡此類免費得來的額外銷售面積。所以香港比較新的私樓到處都是特大的窗臺。

7. 而近10年香港另一個新樓特色就是開放式廚房,因為根據屋宇署與其它部門製作的聯合作業備考(Joint practice note),每一個單位只可以有一個環保露臺及工作平臺,而這些環保露臺及工作平臺是可以不納入建築面積之內,但是卻屬於銷售面積的部份。

8. 另方面近年政府多以"勾地"來賣地:申請售賣土地表,俗稱「勾地表」,是香港特區政府現行拍賣政府土地的一個途徑,此制度在亞洲金融危機後(1999年)推出,在當時,它與另一傳統的拍賣官地機制─ ─「常規賣地」同時施行。簡單的說「勾地」就是土地在正式掛牌出讓前,由對該土地感興趣的發展商向政府表明購買意向,並承諾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

9. 在「勾地」制度下,香港地政總署定期列出公開的土地儲備表《供申請售賣土地一覽表》,即是俗稱「勾地表」。有意買官地的公眾人土,包括地產發展商,可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勾地」,並報出底價。政府收到申請,若果有關提價合乎政府估計的市場價格,就會將該地塊按規定「勾出」,並在規定期限內組織其招標拍賣,公眾拍賣會上價高者得,提出勾地者必須參與該次競價,但其報價不得低於它申請時的底價。

10. 若果拍賣時「不到價」,即是不達到官訂拍賣當時的秘密底價,地政總署有權收回,並留作下次再拍賣,直至等於或高於政府預期的價格為止。如果拍賣時無人提出等同或高於勾地者申請時的提價,政府有權沒收原先勾地者的按金。該按金是保証是次拍賣價不會低於勾地者原先的提價。在賣地過程中,政府不會提供任何優惠予勾地申請者,如申請者最終不能買得土地,發還按金時也不會給予利息。

11. 有人認為「勾地」制度使到香港土地供應數量,符合市場的實際需求(免得土地供應過多,樓價長期低迷,影響所有樓宇擁有者的財富,繼而令整體市道及消費意慾下降,不利經濟及就業市場復甦),降低了對市場的干擾,也確保了土地以合理價格賣出。不過也有人認為勾地制度有一些問題,政府在實施時往往只許地價升,不許跌,扭曲了市場的正常價格起落;而且政府不公開勾地表內各幅土地的底價,人為製造市場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增加土地被勾出的難度,導致拍賣稀少,變相進一步收緊土地供應。

12. 高地價政策本來是英國人對香港的剝削,而在這個過程中整個香港的經濟形成了對高地價政策的依賴,令其成為必需品,而任何對高地價政策的干預,都必定會對香港的經濟與競爭力做成打擊,同時影響到所有各式房地產的擁有人、經營者及從業人員的基本利益。

Regards,

George Luk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的電郵,請前往連結: http://jet2468.blogspot.hk/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給特區的信(78)-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4)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4年9月18日 
主旨: 給特區的信(78)-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4)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副本: "Mrs. LAM CHENG Yuet Ngor" , "Mr. John Tsang" , "Mr. YUEN Rimsky" , "Mr. Tsang Tak Sing" , "Mr. Anthony Cheung" , "Ms. TENG Yu Yan" hd@1823.gov.hk, George Luk , George1 Luk , George2 Luk , George3 Luk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蔡霞在文章中繼續說:--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引起我們思考:西班牙能夠和平實現民主轉型離不開國王胡安.卡洛斯的特殊影響力和特殊作用,而我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現實社會結構都決定了我們沒有這樣的結構性人物。

2. 
從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看,經過300多年的時間,事實上在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上發展出具有不同宗教文化傳統背景的民主理念及其模式:新教倫理文化的自由主義民主及天主教倫理文化的承認服從權威與以集體權力制約權威相輔相成的民主。西班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天主教文化國家。天主教認為,政治可以是
權主義(authoritarian)的,需要有權威來領導,但從來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的。

3. 在天主教文化中,政治共同體不是一種嚴格的壓制性制度,而是一種變通性的制度安排,它要求的服從能夠帶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善。天主教民主觀中對國王權威的理解,使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以一種良好的天主教風格使他的象徵性統治與民主結構既相輔相成又有所交迭,共同構成西班牙的民主憲政體制。這一體制結構中包含國王、政黨、選舉、議會、公共輿論和歐洲式的民主制度,這就使國王獲得超越社會政治紛爭的權威力量來協調矛盾。

4. 
但中國有這樣的超越世俗社會政治歧見的結構性人物嗎?當我們在憲政改革進程中出現了這樣的危機時刻,我們有類似的力量來進行協調嗎?中國沒有。中國沒有宗教、沒有國王。正因為如此,當改革中出現大的社會危機時,什麼東西才能獲得這種超越性的力量來化解社會危機?

5. 我覺得就是兩條,一條是普適價值。這次在十八大報告當中,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公正寫進去了,這值得我們很好地推進和大書特書。確認普適性價值,就推進民主政治中的重大問題達成基本共識,對於中國和平實現憲政改革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第二條是憲法,西班牙在民主進程中的修改憲法是各黨派參與,經過全民大討論,最後公民投票通過。因此各黨派都承諾在憲法框架內參與政治談判,參與民主進程。中國現在的這個憲法是不行的。

6. 
而我們現在的憲法,是主要由執政黨主導起草和修改,想改就改了,缺少廣泛的社會公認。因此,我們要制定嚴格的社會廣泛參與憲法修訂的一種法定制度和操作程式,以此提升憲法的高度權威性。這就使普適價值和憲法權威可能成為未來改革中用於凝聚社會力量、規範社會行為的思想和法治基礎,以使中國社會避免大革命、避免大的社會危機動盪。

7. 然而有的人以民主模式不具普世性來否定民主趨勢和民主價值的普世性,並且反過來要把自己已經僵化過時的理念強加於社會民眾,打著政治旗號推出貌似神聖正確的一些僵化觀點來為中國的民主政治設置底線。然而,中國社會民眾對這樣的僵化教條在心理上早已十分反感,這就非但難以在政治底線問題上達成一致認識,反而使執政力量與社會民眾在心理上的相互容忍程度日趨降低,社會政治信任危機日甚,和平推進民主憲政改革所需要的共同心理基礎相當脆弱。正因為如此,把形成共識作為和平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礎性條件,以和平實現憲政改革,就顯得尤為緊迫、尤為重要。

8. 這就需要執政黨放開眼界、拓展思想空間,以博大的政治胸懷,尤其是高層的思想解放,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探索黨的歷史轉型,使執政黨的思想觀念、組織形態、運轉機制等都更加適應中國社會民主政治不斷發展進步的需要。一是要發展黨內民主,從傳統的政治集團轉向現代的政黨組織;執政黨,二是要堅持先進的政治價值理念的追求,遏止內部某些人因追逐利益而把拖入功利集團的政黨蛻變傾向,真正堅持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民族大義至上。由此,才能真正把握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執政領導主動權。總之,只要確立了大的基本理念,至於執政黨領導中國推進憲政民主建設的技術性問題都是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的。 

9. “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個棋局,死棋還是活棋,有時候就在自己手裡。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12475752_3.html

10. 希望以上及之前幾篇,引述自大陸的中外學者言論,不會令北京的態度有所逆轉;觀察這麼多年,相信執政當局會有信心堅持行之有效的路線。而正如先前多次提及的Francesco Sisci(中文名字:郗士,1988由倫敦大學派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留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首位外國留學生)的早年文章: PART 3: Beijing's great Hong Kong experiment  By Francesco Sisci Mar 9, 2006  from Asia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HC09Ad02.html
中提到香港在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所担擋的重要角色(基本上跟海內外民主人士相當一致,只是因應國內外的複雜形勢,步伐未必能跟足本地泛民的理想進度而矣。)

Regards,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doe@had.gov.hk>
日期: 2014917日 下午5:20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77)-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3)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
謝謝你於2014916日的電郵。本處已備悉你的意見。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
吳穎嫻    代行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doe@had.gov.hk>
日期: 2014917日 上午11:20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76)-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2)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
謝謝你於2014916日的電郵。本處已備悉你的意見。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
(
吳穎嫻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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