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特區的信：（３）－美國在發展的“十字路口” 是如何進行政府改革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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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3年9月12日 下午10:35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３）－美國在發展的“十字路口”（２）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19世紀90年代(1890-1920年)到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是貧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企業行為缺乏監管、政府官員腐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工人權利得不到保護，民怨沸騰。在這種背景之下，改革者開始整體性地思考社會問題的成因，並從制度上尋找解決辦法，從而較為成功地應對了經濟社會變遷形成的各種挑戰及矛盾。

2. 馬駿及劉亞平不是最早注意到美國進步時代改革與中國轉型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的學者。王紹光教授（2003）以“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為題介紹了美國進步時代的預算改革，並以此作為他的論文集的書名。在《重構中國利維坦》一書的結尾，楊大利教授（Yang， 2004： 299-303）也初略地比較了中國改革和美國進步時代的改革。

3. 實際上，目前中國轉型過程中面臨的許多問題，工業化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過渡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中都在不同程度地經歷過。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有關。

4. 面對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所形成的各種挑戰，國家治理需要進行重構，國家、社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需要調整。美國進步時代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段歷史：面對著巨變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形成的各種挑戰，進步時代的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治理結構，進而改變了美國社會，從而相對成功地應對了社會、經濟變遷所構成的挑戰。

5. 他們認為，進步時代的改革不僅在美國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於那些處於大致相同階段，面臨大致相同問題與挑戰的國家，也具有很大的啟示。他們認為，美國進步時代提供了以下四點極其重要的啟示。

6. 首先，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所宣稱的那種能夠自我調節、達到均衡的市場機制是不存在的，而且從來也沒有存在過，而且，那種將市場原則作為至高無上的組織社會生活並支配自然資源的思想和政策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其次，自由市場機制總會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這種差距是難以避免的，在一定限度內，是可以承受的，也是需要的。但是，社會對於社會不平等的承受是有限度的。因此，民主必須包括一個社會的緯度，必須包括一定的社會公正。不過，在個人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應該實現一種平衡，不能完全偏向任何一端。

7. 其三，隨著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工業資本主義逐步發展，財富的集中是難免的，如何對待財富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對於任何社會來說，要想實現長久的繁榮富裕，都需要一種支援人們不斷地創造財富的政治制度。為此，需要約束國家的掠奪性行為，需要從制度上防止某一群人運用暴力（包括政治手段）去剝奪他人的財富。同時，也需要消除各種極端的仇富心理。我們不要仇視財富，財富是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的。

8. 但是，我們需要建立各種制度，一是確保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合法地獲得財富，二是要防止已經致富的人尤其是那些大財富的擁有者利用他們已經掌握的財富去阻礙其他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致富，三是要防止大財富的擁有者利用他們已經掌握的巨大財富去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第四，在國家與市場的力量之間建立一種均衡非常重要。隨著市場力量的擴大，出現了財富挑戰國家的局面，進步時代的改革者開始加強國家的權力與能力，對大企業和經濟、市場進行監管。這實際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種力量的均衡。

9. 正如幾位作者所言，面對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和諧因素，一百多年前進步時代的知識份子們沒有悲觀失望，也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堅信人類可以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再造美好社會，並積極投身進步時代的改革。實際上，不少參與進步時代改革的知識份子就是早期的公共行政學家，他們的思想對美國公共行政學的成型甚至最近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目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正處於關鍵時期，面對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中國的公共行政學家應當如何思考和行動？ 我們應該如何開展我們的研究？我們的學科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如何才能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這些都是社會各界應當深思的問題。

Regards,

George L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