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特區的信（２）－美國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是如何進行政府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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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3年9月11日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２）－美國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是如何進行政府改革的？
收件者： "Mr. Li Wei" , "Mr. C Y Leung" 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美國「進步時代」的改革呢？處於經濟、社會與政治變遷中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實驗室”，有許許多多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為什麼我們不去研究自己國家的問題，而去研究外國的問題，並且是百年前的美國歷史呢？

2. 美國進步時代大致是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它在美國國家建設歷史上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時期。19世紀中期以來，在自由資本主義和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美國經濟迅速地從原來那種分散的地區性市場經濟發展成全國性市場經濟並與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市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時，生產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美國從一個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

3. 與市場發展和工業化相伴的是持續而且高速的經濟增長，到19世紀末，美國已經是工業國家中的領袖，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到20世紀初，美國製造業生產總量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法國三個國家的總和。正如當時著名的統計學家蜜雪兒·摩霍（Michael G. Mulhall）在1895年宣稱的，美國“擁有這個世界上迄今為止最龐大的經濟權力”，而且，“這一權力從1860年以來翻了三番”。

4. 隨之而來的是，高速的城市化和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和來自歐洲的移民。這不僅改變了美國的人口結構，也影響了城市的選舉，更對城市的公共服務帶來巨大的壓力。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隨著財富日趨集中，貧富分化變得越來越嚴重；由於過分強調自由市場理念，對企業的行為缺乏監管，導致環境污染問題開始出現，工人的權利（例如安全）缺乏法律的保護，甚至出現了“財富挑戰國家”的問題；對市場也沒有有效的監管，食品藥品安全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對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個人也沒有提供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

5. 總而言之，19世紀中期以來，美國的經濟發展了，但是，這些發展也帶來新的問題。然而，儘管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世紀中後期的國家治理結構基本上仍然是17、18世紀建立起來的，不僅無法有效地應對經濟和社會變遷帶來的各種新問題，而且越來越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例如，政府效率低下，充滿腐敗等。

6. 可以說，19世紀後期美國社會在“何去何從”上處在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 當時的美國人越來越意識到，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問題和挑戰的時代。正如像希歐多爾·羅斯福這樣的進步改革者極其清醒地意識到的，“如果不進行改革，替代的結果要麼就是…無政府主義，要麼就是由有錢的工業家不斷增長的權力繼續壓制民主”。

7. 正是在這種擔憂之下，進步時代的改革者開始整體性地思考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成因，重構國家治理制度，從而比較成功地應對了經濟社會變遷形成的各種挑戰。不過，儘管進步時代的改革在19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直到1912年，各個黨派的政治家和社會評論家才開始將這些各種各樣的改革稱為“進步主義”或“進步改革運動”（參見馬駿，2008）。

8. 對於熟悉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的中國學者來說，閱讀了美國進步時代的歷史後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三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市場化、工業化，以及快速的城市化和農村向城市的移民。三十年的改革帶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充分地顯示了“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這一戰略的高瞻遠矚。

9. 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發展也會帶來新問題。這些新問題都對國家治理帶來越來越大的挑戰。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的國家治理制度也在適應經濟社會變化的過程中不斷改進，例如，越來越理性化並開始建立起“問責機制”（Yang， 2004）。但是，面對這些發展帶來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原來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

10. 因此，如何適應經濟社會變遷，重構國家治理制度，是中國在21世紀初期面臨的一大挑戰。正如胡錦濤前總書記曾指出，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我們能通過制度建設，成功地應對這些挑戰，那麼，若干年後，我們也可以稱我們的時代為我們的“進步時代”。（以上摘自中山大學馬駿、劉亞平同名文章）

Regards,

George L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