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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大可反思 （筆下留情發表於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暴民政治」終於成為香港傳媒頭條標題的用語了。對於香港傳媒來說，把近年興起的激進民主分子主導的民主運動稱為「暴民政治」，會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有抹黑民主運動之嫌。如今，連「民主派」的重量級人物湯家驊議員也發出這樣的悲歎，對民主該有所反省了。其實，要反思的不僅是激進民主，而是民主本身。
反思，近來在西方有像成了潮流。戰後以來，歐美如浴火重生，經濟發展興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到了九十年代，更取得冷戰的勝利，「歷史的終結」的歡呼聲響起，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仿佛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制度了。可是，廿一世紀展開的新一頁告訴世人，歷史沒有停頓，從經濟到政治都有新發展。
美國主導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東歐各國步履蹣跚的發展，阿拉伯之春之曇花一現，泰國等國的民主政治亂局，美國行政當局與立法機關的扯皮政治困局，中國奇蹟般的崛起，其餘金磚諸國的展現實力，都帶來衝擊，受衝擊的不只是世界政經格局的平衡，還包括對多年來被視為圭皋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
造成更大衝擊的是二零零八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它的原爆點是西方政經體制的心臟華爾街，這立即在歐盟各國引發債務危機。連串財經災難暴露了制度的根本弊端。危機延宕多年而無法擺脫，進一步揭露了制度深埋的隱患。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去年借新著《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對發達國家普遍的富者越富現象作出反思和診斷。這引起了國際間的熱烈討論，可見大家對財富日益向極少數人集中的現象早有疑慮，而這正是西方民主制度日益為人詬病和引起廣泛反思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主不如「金」主。
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王卓祺就寫過不少這方面的專論，今天又在《明報》發表了〈民主的本質、表現及依託〉一文。這是他第十篇反思西方民主的文章了，如一貫的旁徵博引，把西方民主的華麗外衣層層剝下，發人深思。
歐美傳媒近幾年間發表的有關論述就更多，都很有分量。例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三月發表了〈民主出了什麼事〉（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的十餘頁長文；美國《華盛頓郵報》今年和去年先後有〈美國民主走向衰亡?〉(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與〈政治無能給民主國家招致麻煩〉(Political dysfunction spells trouble for democracies)；英國《前景》(Prospect)月刊五月刊出了題為〈民主窮途末路了嗎?〉(Has democracy had its day?) 的封面報道，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Mark Mazower，報道的副題是〈選舉政治的十年坎坷〉(Electoral politics has had a bad decade)；上月，智庫「跨大西洋學院」(Transatlantic Academy)發表了一個題為〈民主之離散〉(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從各個標題已可以感受到相關學者對西方民主體制發展的擔憂。
西方的民主孕育於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城邦民主經歷250年而沒落。〈美國民主走向衰亡?〉一文指出，如今的第二次民主實驗也接近250年了，它像第一次民主實驗一樣成功，可是雅典的經驗造訴人們，成功並非成功之母。
香港在民主的發展上顯然是落後的。落後有落後的好處，就是可以汲取民主「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很可惜，香港「民主派」給我們引進的，卻正是西方在唾棄的劣質民主。
張貼者： 蕭雪樺
從伊拉克看揠苗助長式民主
（筆下留情發表於2014年6月1３日星期五）
伊拉克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極端組織的武裝力量從北部大舉南下，勢如破竹。美國可能又要再動武了，新一場伊拉克戰爭如箭在弦。
伊拉克近年打了兩場由美國主導的大戰。上一場戰爭是小布什二零零三年要清除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武器」而打的，以美軍為主的數以十萬計大軍打着「正義之師」旗號，摧枯拉朽，生擒了薩達姆，可是把伊拉克挖土三尺也搜尋不出言之鑿鑿的「大規模殺傷武器」來。小布什後來把戰爭美言為「自由國家推廣民主」之戰，入侵是為了在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
十餘年過去，把伊拉克打個稀巴爛給這個文明古國和它的人民帶來了什麼？又給美國自己帶來了什麼？世人已有目共睹。奧巴馬急於擺脫這個爛攤子，給伊拉克人留下的「民主政府」根本無法自立。如今，伊拉克又到了崩潰邊沿。美國有記者說，這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真正遺產」。「遺產」的前景很可怕：伊拉克很可能是另一個敘利亞。
西方民主國家是很多人羡慕的，它們的另一個名字是發達國家，生產力強大，競爭力過人，人民生活富足。這給人一個印象：只要推行民主政制，就可以晉身發達國家行列。
民主也好像容易推行，印些選票、設個票站、擺個票箱就可以。戰後以來，世界上出現了不少一夜間民主化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的民主政體凋蔽了，民主國家只剰下11個。熱戰、冷戰先後結束之後，迎來了民主高潮。據美國一個智庫統計，到二零零零年，全世界有120個民主國家。
可是接踵而來的是大退潮，不但很多非西方的民主國家只留下民主的軀殼，連西方國家也紛紛在議政效率低下、政府運轉無力而且弄至國家債台高築下，引發了種種對民主的質疑，選民投票率越來越低。
如果「民主班」的「優等生」也有所質疑的話，「新生」、「插班生」就更要質疑了。這些「新生」、「插班生」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優等生」都是在國家建設上取得重大成就之後，才推行「全面民主」的。在此之前，這些國家都已建立起必要的國家制度，法律、國防、行政、民生、金融、經濟、教育等制度大體完備，而交通、能源、通訊等重大基建也建立起來。這些都是在民主政爭動蕩之下難以好好進行的，可視為民主的基本建設。
有了這樣現代化國家的雛型，這些國家可以把政治與經濟基本分開；誰上台，國家機器都照樣運轉；國家有相當充裕的儲備，可以抵受一定的政治內耗；強大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石；培養出一批有領導能力的政經人才；在人民中培養出共同的價值觀和向心力。
中國學者張維為在這方面有很好的論述，使「中國模式」在西方民主模式受質疑中更受注意。
西方民主號稱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然而「一人一票」的歷史並不長。美國到了一九六五年才給予黑人選舉權。如果以「一人一票」做標準的話，美國此前算不算民主國家？美國向伊拉克等國家輸出的民主，並不來自自己的最好經驗，而是別有用心的揠苗助長產物。這樣的民主是伊拉克人想要的麼？
觸犯中央底綫才有「白皮書」 (雷鼎鳴) （6/13/2014 發表於晴報）
國務院發表了《「一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港立時引起新一輪的爭議。
我在網上把白皮書找來一讀，並無覺得其主要內容與我對《基本法》的理解有甚麼重大差別。白皮書最引起爭議的一段應該是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自中央的授權，給你多少權你便有多少權，不存在「剩餘權力」。但這種說法一直已存在，2007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已說過。
至於《基本法》，人大有修改權，但香港的法院早獲授權對屬於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白皮書沒說會收回此權（若收回，則會失信於民），不過，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港政府關係的條款，則一早有言在先，有需要時香港法院應向人大尋求釋法。又《基本法》第十八條亦清楚說明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是否香港出現了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便可命令過去不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由此可見，地區性的事務，中央可選擇不管，但一涉及主權及安全的問題，一早白字黑字已說清立場。
勾結外國推港獨 必被制止
部分港人，尤其是泛民激進派，對白皮書中明示的中央與港府的上下從屬關係，感到不滿，這沒甚麼奇怪，這是因他們不明白中國歷史。中國是世界首個建立全國性官僚管治架構的國家，自秦漢以來都在採用着等級分明的郡縣制，下級政府服從上級政府，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政府等。這種制度有優有劣，但對維持中國大一統的有效管治，扮演着核心角色。我們可不同意特區政府要向中央負責此一《基本法》規定的制度，但要想改變這兩千多年來被認為行之有效的做法，卻只可能是妄想，絕無成功機會。用歐美的所謂「國際標準」也殊無意義，中國有着與它們不一樣的歷史，不少西方漢學家還對此中國模式十分欣賞。
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我相信中央本來不想插手香港的本地事務，在回歸初期，這想法是很清楚的。但近年香港的一些演變，卻觸犯了中央的三個大忌。第一是有人公然推銷不同層次的「港獨」；第二是搞「佔中」；第三是與外國勢力眉來眼去。這些大忌中，有些是侵犯中央的主權，有些可能造成動亂，損害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至於與外國勾結，在此國際形勢複雜的今天，更會被中央視為必要制止之舉。
治國者在推出政策前必會把得益與代價計算清楚。中央若認為香港的一些發展會損害其核心利益，便要計算在反制時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泛民激進派一直都有意無意的宣傳中央會顧及在港的利益，不會出重手。我在四年多前早已指出此等主觀願望只是自欺欺人。在1990年，香港的GDP是中國GDP的25％，在《基本法》中，有利香港的條文也多。但在今天，香港的GDP只是中國的2％左右，而且在急促下降，就算香港陸沉了，對中國國力的影響也只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見，港人若要增強自己的談判地位，便應努力地使到自己的貢獻不可被取代，而這些主要是在經濟領域的。在自己實力不斷衰退之時胡亂「撩交打」是何等愚蠢的行為，可惜不少人對此說不以為然。
理性務實 避免最終兩敗俱傷
但大多數港人其實又是理性務實的，《明報》日前託人搞了個民意調查，發現57％的港人接受拒參加泛民的一人一票特首普選，反對的只是28％。此類結果，與民意調查中一直顯示的反對「佔中」之人兩倍於贊成「佔中」之人，十分相符。由此可見，大多數市民不願被綁在戰車上與中央硬碰硬，因為這是必敗無疑的自殘行動，境外力量也絕不會幫得上忙，但他們可能樂意見此發生。
現在的困局，甚至是禍及港人的危機，應如何化解？既然中央最重視的是主權問題，港人實應喝停一些不斷發放錯誤信息的言行。向外國人告狀，只可能有反效果，在622所謂公投及「佔中」等錯誤的平台上發難，只會使中央更相信自己的判斷正確，最後造成兩敗俱傷，而中央只是輕傷，港人則是重傷，回歸中間路綫沒有甚麼時候是比現在更需要。
陳莊勤：「從善如流」、「迷途知返」抑或是「跪低認衰」？
2012年8月17日 明報
上月底拙文〈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刊出後，收到一位朋友的來電，他說他那大學畢業不久在港鐵工作的女兒囑他向我道謝，因為我說出了她及她的同事都想說但永沒有機會被媒體轉述的話。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副局長，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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