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

給特區的信(298)-港人應如何調整心態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George Luk
Date: 2019年2月16日週六 下午2:54
Subject: 給特區的信(298)-港人應如何調整心態
To: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s. Lam Cheng Yuet Ngor <ceo@ceo.gov.hk>
Cc: Mr. Dixon Luk <hk66806686@gmail.com>, Mr. Frank Chan <sthoffice@thb.gov.hk>, Mr. LAU Kong Wah <sha@hab.gov.hk>, Mr. LAW Chi Kong <scsoffice@csb.gov.hk>, Mr. WONG Kam Sing <sen@enb.gov.hk>, Mr. WONG Wai Lun <sdev@devb.gov.hk>, George1 Luk Task Force on Land Supply <tfls@devb.gov.hk>

李偉先生/林鄭月娥女士:

1.  以下這篇文章,指出幾個深圳的發展特點:
A. 無錢可以運用政策,四十年前的深圳,政策或自主程度,一定不及香港這個特區般自由。
B. 先天不足程度相去極遠:1978年,寶安縣經濟生產總值1.9元;縣城深圳鎮人口2.3萬,建成區面積2.9平方公里,房屋建築面積109萬平方米,最高建築物樓高五層,可通行道路8公里,小工廠十餘家。當時的羅湖,基本上就是一座小農鎮。
C. 這座規劃出來的城市,經常把「適度超前」與「滾動規劃」掛在口中,它的規劃歷史與展望,又有什麼值得香港借鑑?
D. 要為這農村帶來顛覆性發展,就需要擺脫一切時代桎梏而大膽想像。廣東省委在19791月決議成立深圳市,定位「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香港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煉獄」,而是可促進國內發展的資本來源。以當時的任何政治尺度來量度,這都是「嚴重超度」,但以「因時制宜」看,就是「適度」。
E. 1979520日,谷牧在廣州珠島賓館進一步為香港定性:「那裏已沒有發展餘地,廣東從香港引進技術,搞來料加工……很有前途。我們應當很有信心利用港澳的條件,加快我們的建設步伐。」香港放下敵意,是當時深圳最大的思想解放,帶來發展所需的物資條件。深圳既是規劃出來的,更是思想解放而新生的城市。(放開意識形態的枷鎖)
F.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總結數十年來的城市建設經驗,把制度開放與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歸納成「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單論深圳,把鄰近和富裕的香港視作敵陣防範,並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相反,盡可能吸引港資,成就了深圳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才是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而要確切掌握城市發展不斷變化的需要,則要求有高瞻遠矚的人才。一定會有人說本文作者在擦習近平的鞋)
G. 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等專家明白,發展深圳本質上是要規劃一座與香港遙相呼應的「新城」,既要利用香港的資金技術,更要利用香港勞工密集型工業退場的歷史契機。某程度上,早期深圳可以看成是香港的衛星城市。
H. 深圳的「帶狀組團」式發展,既是適應性的,也是破格性的。它適應的是城市空間特質。深圳的狹長地貌,難以沿用單核心,再向外一圈圈擴張的發展模式。「帶狀組團」式發展,是先發展78個小中心,再由各個小中心擴張發展,較適合深圳的成長。組團之間,則利用各種「留白」地——包括今日逾3,000公頃的高爾夫球場作隔阻,留待日後發展所需。
I. 大部分研究深圳城市發展的學者,都將城市土地及空間利用成功應對難以預料的超高速發展、經濟升級轉型,歸功於組團佈局的靈活性,更有學者稱之為中國規劃史上「最偉大的傑作」。
J. 組團-躍遷式規劃以外,深圳早期規劃最大的特點,就是讓道路先行。這曾經引起爭議。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羅昌仁主張「以規模促速度」,通過修路吸引資金,以及區分居職區域,即使未有投資項目,也須先建道路。他的主張受到不少攻擊,但市委最終壓下反對聲音。
K. 周干峙雖然認同道路先行,設計時按穩中待變原則,主張先建18寬的北環大道,確保建設運輸道路通暢,再謀劃以「景觀大道」方式發展深南大道,以利將來城軌系統建設。確保建設上「擼起袖子努力幹」,同時強調規劃上做到「時刻保持頭腦冷靜」,是深圳政府推動基建發展時的兩大要素。
L. 1979年編製的《深圳市城鎮發展規劃》中,估算遠期人口至2020年為2030萬(最終為700萬)。至1980年編製的《八六總規》,到2000年的遠期人口推算也只60萬,預設用地49平方公里。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笑說,在建設中,基建的實際處理能力多是遠超總規上的設想人口。規劃要滾動,建設要適度超前,關鍵是冷靜思考、深刻認識現實變化,既不作空中樓閣式妄想,更不墨守陳規。

2. 40年前的深圳 沒有錢下殺出一條血路
撰文:趙鍾維 2018-08-28 17:54  最後更新日期:2018-08-31 16:38

3.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代表規劃,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比上海浦東更早上路,難度更高。鄧小平當年一句話概括當中艱困:「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座規劃出來的城市,經常把「適度超前」與「滾動規劃」掛在口中,它的規劃歷史與展望,又有什麼值得香港借鑑?

4. 鄧小平說先讓部分城市富起來時,第一個受惠的便是深圳,但具體怎樣做,他謙虛表示不懂經濟。事實是,就算是精通經濟發展的人,望着一片荒涼,也只能束手認輸。1978年,寶安縣經濟生產總值1.9億元;縣城深圳鎮人口2.3萬,建成區面積2.9平方公里,房屋建築面積109萬平方米,最高建築物樓高五層,可通行道路8公里,小工廠十餘家。當時的羅湖,基本上就是一座小農鎮。

5. 要為這農村帶來顛覆性發展,就需要擺脫一切時代桎梏而大膽想像。在鄧小平的巨人身影下,有落實改革開放政策框架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而真正在前線貫徹執行「50號文件」的,則是不少人心中真正的「深圳之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谷牧受命考察港澳、西歐。歸國後提出建設寶安縣、引進西方剩餘資金等開創性建議,後來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重要部分。吳南生到廣東傳遞十一屆三中「改革開放」決議及精神後,與習仲勛等人共同建議由廣東做改革開放的先驅,習更提出向中央「取權」。谷牧在中央決議後,來到深圳協調蛇口及羅湖的發展,真正展開改革開放試驗。

6. 19797月,中共中央批發被譽為「特區準生證」的「中發(197950號文件」,准予廣東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強調「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改革開放正式開展。「頂層設計」對深圳的影響,除了見諸規劃,更見諸這系列決策文件。

7. 谷牧等早期領導為深圳定下「適度超前」的發展原則,對於何謂「適度」和怎樣量度,他們非常辯證地看。廣東省委在19791決議成立深圳市,定位「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香港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煉獄」,而是可促進國內發展的資本來源。以當時的任何政治尺度來量度,這都是「嚴重超度」,但以「因時制宜」看,就是「適度」。

8. 1979520日,谷牧在廣州珠島賓館進一步為香港定性:「那裏已沒有發展餘地,廣東從香港引進技術,搞來料加工……很有前途。我們應當很有信心利用港澳的條件,加快我們的建設步伐。」對香港放下敵意,是當時深圳最大的思想解放,帶來發展所需的物資條件。深圳既是規劃出來的,更是思想解放而新生的城市。

9.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總結數十年來的城市建設經驗,把制度開放與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歸納成「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單論深圳,把鄰近和富裕的香港視作敵陣防範,並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相反,盡可能吸引港資,成就了深圳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才是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而要確切掌握城市發展不斷變化的需要,則要求有高瞻遠矚的人才。

10. 談起深圳發展規劃,不得不談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他在大陸規劃學界可算是權威的代名詞,北京、上海、蘇州總規,唐山、天津震後重建等,都有他的影子。周干峙等專家明白,發展深圳本質上是要規劃一座與香港遙相呼應的「新城」,既要利用香港的資金技術,更要利用香港勞工密集型工業退場的歷史契機。某程度上,早期深圳可以看成是香港的衛星城市。但「飛地式」發展,難度往往比順延式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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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破格帶狀組團佈局 定發展基石
上世紀七十年代國際能源危機後,香港工業急速轉型。谷牧針對這個局勢,多次組織專家會議策劃深圳建設,而周干峙一直參與其中。參與、指導並調整深圳特區第一份總體規劃(《八六總規》)的過程中,周干峙與團隊在東起大鵬灣,西至蛇口、南頭鎮,北沿寶安縣山嶺、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的狹長荒蕪土地上,以「滾動、靈活、深細、誘導」理念,大膽想像,定下「帶狀組團」式的多中心發展路徑,以期對香港及自身條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發展羅湖、蛇口、沙頭角三個重點區域。這個《八六總規》的空間佈局原則,影響深圳規劃發展至今。

12. 深圳地貌狹長,難以沿用單核心,再向外一圈圈擴張的發展模式,故採用「帶狀組團」式發展,先發展78個小中心,再由各個小中心擴張發展,組團之間則利用各種「留白」地,留待日後發展所需。

13. 深圳的「帶狀組團」式發展,既是適應性的,也是破格性的。它適應的是城市空間特質。深圳的狹長地貌,難以沿用單核心,再向外一圈圈擴張的發展模式。「帶狀組團」式發展,是先發展78個小中心,再由各個小中心擴張發展,較適合深圳的成長。組團之間,則利用各種「留白」地——包括今日逾3,000公頃的高爾夫球場作隔阻,留待日後發展所需。

14. 在周干峙的主張中,組團是相對獨立的「量子」,其城市功能相對綜合及完善;新建的城區除具一般城市功能外,更負責發展原有舊城所未需應對的新用途。發展新城的同時,擴充整體城市活力,也保障了舊區不會衰落,增量、存量、減量發展,融於一爐。這種城市結構後來被概括為「組團躍遷模式」。大部分研究深圳城市發展的學者,都將城市土地及空間利用成功應對難以預料的超高速發展、經濟升級轉型,歸功於組團佈局的靈活性,更有學者稱之為中國規劃史上「最偉大的傑作」。

15. 順應規劃發展 推動產業升級
理念上非常清晰,實踐上又如何?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強調,深圳經濟重心的西延,也伴隨着產業升級的發展。現時深圳的兩大核心組團中,羅湖福田組團是商業中心區,羅湖的發展比較有機,也更接近港式較密集的城市佈局,到規劃福田時則更為貼近國內主流商業中心區的發展,以道路寬度來說明二者之別,羅湖區的深南大道路寬只有30米,福田區中心的路寬便擴闊至150米,較羅湖更「以車為本」,也突顯了福田區更為濃厚的資本味道。再往西進入前海組團,那種極為寬闊的路面設計,四周摩天大樓林立的氣勢,更是明顯。南山除了有金融業發展,也是現時中國科技、互聯網企業發展的重鎮,尚在發展的前海,則以五種併合功能——金融、科技、資訊、現代物流及專業服務」集中一體。這就是適應時代特徵的「滾動規劃發展」。

16. 組團躍遷式規劃以外,深圳早期規劃最大的特點,就是讓道路先行。這曾經引起爭議。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羅昌仁主張「以規模促速度」,通過修路吸引資金,以及區分居職區域,即使未有投資項目,也須先建道路。他的主張受到不少攻擊,但市委最終壓下反對聲音。
周干峙雖然認同道路先行,設計時按穩中待變原則,主張先建18寬的北環大道,確保建設運輸道路通暢,再謀劃以「景觀大道」方式發展深南大道,以利將來城軌系統建設。確保建設上「擼起袖子努力幹」,同時強調規劃上做到「時刻保持頭腦冷靜」,是深圳政府推動基建發展時的兩大要素。

17. 若只以港人常掛在口中的「成本效益」來量度深圳的發展,大概只會覺得它不斷違反「城市發展的規律」。在規劃深圳初期,中央或廣東省政府雖然財力有限,但根據調研結果推進的深圳建設,還是小心估算,放膽建設。1979年編製的《深圳市城鎮發展規劃》中,估算遠期人口至2020年為2030萬(最終為700萬)。至1980年編製的《八六總規》,到2000年的遠期人口推算也只60萬,預設用地49平方公里。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笑說,在建設中,基建的實際處理能力多是遠超總規上的設想人口。規劃要滾動,建設要適度超前,關鍵是冷靜思考、深刻認識現實變化,既不作空中樓閣式妄想,更不墨守陳規。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827日)《四十年不斷自我超前深圳神話的前世今生》。

18. 系列中的另幾篇文章,亦是可讀性甚高,如「看《深圳2035如何修正執行上的錯」及「香港能否對大灣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19.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批評香港「沒有規劃」,有地也不知如何運用。劉太格說,規劃師要有人文學者的心,科學家的腦和藝術家的眼。究竟是什麼導致香港的規劃沒「心」、沒「腦」、沒「眼」?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城市的經驗,有人說深圳的規劃神話建構在一片空白之上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一切也變得容易。上海開發浦東的經驗則告訴我們,「怕事」是大問題,要解決城市發展深層次問題,就不可以害怕失敗。具備撼動既得利益的決心,是重新上路的起點。

20. 向新加坡、上海或深圳「取經」是否明智?我們心中確實有疑問,這三座城市都有領導意志大於一切的傾向,即中央國策對城市規劃有着凌駕性作用。對香港而言,這也許並非市民大眾所能接受的發展模式。另一憂慮是,我們會否過分放大了各個城市的理想一面,而沒有顧及它們欠人性化的一面,誤墮「隔籬飯香」的陷阱?

Regards,

George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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