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特區的信（２５６）－回歸理性討論（３）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George Luk 
日期： 2017年12月23日 下午10:44
主旨： 給特區的信（２５６）－回歸理性討論（３）
收件者：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s. Lam Cheng Yuet Ngor" <ceo@ceo.gov.hk>
副本： "Mr. Frank Chan" <sthoffice@thb.gov.hk>, "Mr. LAU Kong Wah" <sha@hab.gov.hk>, "Mr. LAW Chi Kong" <scsoffice@csb.gov.hk>, "Mr. WONG Wai Lun" <sdev@devb.gov.hk>, doe <doe@had.gov.hk>, George1 Luk 

李偉先生／林鄭月娥女士：

1. 部份市民、媒體及反對派對「監督」政府及公共機構，有一個常見的錯誤見解：令所有有關部門或機構運作等等的構思、規劃的諮詢、討論、審議及拖延其通過等等，就是克盡己任，盡了個人及／或個別團體、政黨的責任。拖慢决策及各種討論，可以讓社會各界重覆又重覆及再三重覆商討同一議題，便一定會越辯越明？相信整體社會要好好反思，是否「拖延問題的解決」是「解決問題之道？」

2. 不斷責難，事事以陰謀論視之，是恨鐵不成鋼？抑或大家都習慣變成虎爸、虎媽，過份運用監察權呢？

3. 這令我想起2012年8月17日發表於明報的「陳莊勤：「從善如流」、「迷途知返」抑或是「跪低認衰」？ 」一文。

4. 文中他說：

上月底拙文〈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刊出後，收到一位朋友的來電，他說他那大學畢業不久在港鐵工作的女兒囑他向我道謝，因為我說出了她及她的同事都想說但永沒有機會被媒體轉述的話。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陳莊勤）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副局長，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5. 以上是引用過兩三次的一篇舊文章。而下面的舊電郵則是另一篇常常引述的文章，凸顯香港人的無奈及這個社會的荒謬。請特別留意第六段──未來，向左走？向右走？的一段（類似現象是社會不斷原地踏步的主因）

6.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5年1月20日 下午5:35

主旨： Re: 給特區的信（１２６）－ 有趣的分析（２）
收件者： George Luk 

先生/女士:

1月10-12日致行政長官的電郵收到，我獲授權認收，內容備悉。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 Forwarded by Enquiry CEO/CEO/HKSARG on 12/01/2015 03:00 PM -----
From:        George Luk
To:        "Mr. Li Wei" <drc@drc.gov.cn>, "Mr. C Y Leung" <ceo@ceo.gov.hk>,
Cc:        "Mrs. LAM CHENG Yuet Ngor" <cso@cso.gov.hk>, "Mr. John Tsang" <fso@fso.gov.hk>, "Mr. YUEN Rimsky" <sjo@doj.gov.hk>, "Mr. Anthony Cheung" <sthoffice@thb.gov.hk>, "Mr. Chan KC" <sfst@fstb.gov.hk>, "Mr. CHAN Mo Po" <sdev@devb.gov.hk>, "Mr. CHEUNG Kin Chung" <slwo@lwb.gov.hk>, "Mr. KO Wing-man" <sfhoffice@fhb.gov.hk>, "Mr. LAI Tung Kwok" <lai@sb.gov.hk>, "Mr. NG Hak Kim" <sedoffice@edb.gov.hk>, "Mr. SO Kam Leung" <sced@cedb.gov.hk>, "Mr. TAM Chi Yuen" <scmaoffice@cmab.gov.hk>, "Mr. TANG Kwok Wai" <scsoffice@csb.gov.hk>, "Mr. Tsang Tak Sing" <sha@hab.gov.hk>, "Mr. WONG Kam Sing" <sen@enb.gov.hk>, "tellme@1823" <tellme@1823.gov.hk>, George1 Luk
Date:        12/01/2015 12:45 PM
Subject:        給特區的信（１２７）－ 有趣的分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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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先生／梁振英先生：

1.   肖喜學客觀地對新、港兩地政府施政及管治，有以下非常有趣的分析：土地徵用上的差異顯示了兩個政府的強弱對比，而背後的原因還在於施政體制和理念的巨大差異。新加坡和香港最初都是英國殖民者管治下的自由港，延續了英國的法治和自由思想體系，但並無民主體制。

2.  新加坡獨立後實行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制度，但在過去近50年裡，人民行動黨一直是唯一執政黨，新加坡的選區劃分制度和執政黨豐富的行政資源，使得議會中少有能形成監督力量的反對黨；在司法方面，有批評者認為行政系統對司法的影響較大，甚至利用司法打壓政治對手；在經濟方面，國有企業勢力強大，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在新聞監督方面，新加坡兩大媒體集團均由政府控制，更多發出執政黨的聲音，2012年的新聞自由度排名，在17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45位；在社會管理方面，實行嚴厲的管治手段，是有名的“罰款之城”（Fine City）。總之，新加坡可以概括為“強政府，弱社會”的新威權主義。

3.  而在香港，則更多延續了自由主義的傳統，1960年代，正當新加坡政府強力推行土地徵用時，篤信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的香港財政司司長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不干預構想，在經濟上採取自由放任主義，1970年代完整表述為“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在經濟上仍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對企業的股權控制幾乎沒有；在政治方面，立法會議員黨派眾多，政見不一，反對派對特首施政形成掣肘；司法的獨立性高於新加坡，新聞媒體觀點十分多元化，部分報章有強烈的批評政府傾向。簡而言之，香港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新自由主義模式。

4.  正因為其強勢地位，新加坡政府在土地徵用、土地拓展（填海等）就擁有很強的執行力，辦事情可以迅速見效，手上土地多，可大批建設組屋，回饋於民，贏得民眾對執政黨的支持，如此形成迴圈。再如本來星港兩地從英國開始殖民統治以後，賭博都是非法的，新加坡更是在萊佛士當總督時便立下了禁賭的規矩， 2005年政府為經濟考慮，不顧民間反對，宣佈放開賭禁，2010年賭場即建成開業，這對於香港是不可想像的：西九龍填海區以及啟德機場原址的規劃一直爭議不斷，一拖再拖，啟德機場從1998年停飛已經過去15年，然而到今天原址的絕大部分仍然是空地。

5.  兩種政策孰優孰劣？其實各有支持者。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經濟學家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曾對香港模式讚賞有加：“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勵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放棄中央集權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的重要因素。其結果是，這些國家也都嘗到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甜頭。”在他看來，香港的模式無疑是成功的，以至於當香港政府有些政策偏離積極不干預的時候，還撰文明確表示失望。

  

6.  未來：向左走？向右走？以下雖然是編出來的段子，但基本上反映了香港報紙每天討論的話題：

香港政府看見李顯龍要大面積填海，就說：你看人家新加坡，說填海就填海，我們也要學習啊，再不抓緊我們就落後了！

環保主義者不幹了，說：不行，你們會把可愛的中華白海豚嚇跑的！你們政府就是不敢碰硬骨頭，那麼多空地，新界那麼多棕土，你們不去征，你看人家新加坡征地多犀利！

於是政府跑到新界東北發展區去征地，結果當地的農民不幹了，說：我們不要高樓，我們要鄉村式發展，我們要農地！你們要拆我們非原居民的村落，卻把大量土地預留給原居民蓋丁屋，你們欺負人！

新界原居民忍不住了，說：蓋丁屋是我們的傳統，當年我們把永久業權的地給了政府，換來的是有使用年限的地契，虧吃大了，英國人都答應給我們土地蓋丁屋，現在特區政府倒要反悔，我們堅決反對！你們政府手上那些高爾夫球場，為什麼不用來蓋房子啊？你看人家新加坡都把高爾夫球場改建成組屋了！

政府說：人家新加坡有十八個高爾夫球場，少一個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香港加起來才五、六個，都蓋成房子，商務活動連個球都沒得打，香港的競爭力還要不要啊？要不我們考慮把一部份郊野公園改成建設用地吧！

看到環保分子又出來反對，有人出來幫政府說話：我看你們這些環保分子其實是“地產霸權”的代言人，你們就是要阻止土地供應，維持高地價，讓地產商得利，你看人家新加坡的保護區占地也就不到10%，香港郊野公園占了40%，有必要那麼多嗎？其實只需要拿2.5%的郊野公園面積就夠容納100萬人。

行山愛好者不幹了，說：郊野公園改規劃？想都不要想，想想都是罪過！你退一寸，他們就會進一尺，我們一定阻止立法會修例！又不是沒地，那些大發展商手上大把的空置農地，你們不敢學新加坡收地！

發展商說了：香港不是野蠻社會，而是法治社會，強征我的農地是行不通的，法庭上見！補地價？補地價倒是可以，但是補得也不能太高，要不咱們就搞公私合營也行。政府說：我看行！

第二天某些日報又大字標題：官商勾結，地產霸權豈能得逞！

政府：那麼，我們還是說說填海吧……（重複第一段）

7.   每個人都在下意識拿香港去跟新加坡比，每個人的眼裡似乎都有一個自己所理解的新加坡；但問題的關鍵，還是需要民間和政府勇於面對香港自己的實際困難和利益衝突，以建設性的包容態度，消弭分歧，凝聚共識，為城市發展的出路找出方向。

8.  香港如果地勢本來如新加坡般平坦，如果沒有一個如麥裡浩般喜歡爬山的總督（可能就不會保留那麼多的郊野公園），如果人口不會受到內地的影響（可能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政府有如新加坡政府一樣的權威，如果曾經徵用了足夠多的土地，如果沒有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土地矛盾，如果沒有那麼多不配合的政客和媒體，那麼香港的城市面貌可能是另一個新加坡。但這些不過只是假設，歷史和地理、衝突和妥協共同雕琢出這座高密度的都市，當然，世界的城市也因香港這樣的高密度奇葩而更加豐富和多樣。

Regards,

George Luk』

Merry X’mas & Happy New Year!!

George Luk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 <ceo@ceo.gov.hk>

日期： 2017年12月21日 下午6:27

主旨： Re: Fwd: 給特區的信（２５５）－回歸理性討論（２）

收件者： George Luk

George: 

12月14,15日的電郵收悉，謝謝你的意見。

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麥佩儀 代行) 

<如有興趣觀看之前給政府的電郵，請前往網誌： https://jet2468.blogspot.hk/ > 
<網誌內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對大陸、香港及週邊地區人士及政府多點理解／體諒，並以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加以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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